日本文明的包容与自守.docVIP

日本文明的包容与自守 一、选题初衷： 一直以来，我对日本文明的包容性和自守性感到困惑和好奇。由兴趣生发，我翻看了一系列有关日本文明、国民性等内容的著述。在戴季陶的《日本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日本民族）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 作者戴季陶作此书时，虽还未见证日本在二战后的崛起，但在以批判为主的整本书中，仍旧对日本这一文化特性深表赞扬。 对于日本文化的吸收性，在我之前，已有无数学者、著述对此深究过，通俗地说，我及我的同龄人也从小就一直认为“日本的很多东西都是学我们的”。然而此文所要论述的是关于日本文明在吸收外来文明时所显示的包容与自守。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绝不是一味地被同化，它的选择完全是建立在中和外来文明与自身国情的基础上。这是一种“日本化”的过程。然而我在逐步接触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程的过程中，认识到一些外来的经典理论体系在“中国化”过程中必然要注意的问题。通过对“日本化”这个一直在成功的案例的分析来指导和助益我们的“中国化”进程，是相当有益的。因此确定这样的选题。 二、论述内容概述 在日本文明的包容与自守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在时间的维度上进行分区——以明治维新为界，即明治维新前的古代日本与之后的近代日本及现代日本。这样分区的理由在于日本文明的吸收对象的变更。因此我们也承袭时间的顺序，先后进行两部分的论述。 关于古代日本，我们大致可认为它的吸收对象在处于日本岛附近的东亚、南亚的大国，即中国、印度、高丽。由于资料与时间的限制，在此只讨论关于以中国为吸收对象的案例。 关于近代及现代日本，尤其是明治维新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可认为是由于欧力东侵，及东方各大国的国力衰败或文化不自主引起的吸收对象的转移。即学习所谓的西方机器文明，以及现代日本的文明吸收对象的扩大化及全球化。由于篇幅限制，在此只论述近代部分，且以明治维新前后为重点。 三、详述·古代日本 众所周知，古代日本与古代中国的“亲缘性”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日本来说，处在这样一个地域狭长，面积很小且多发地震、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的地理位置上，自守与寻求依靠的心理尤其强烈。而身在咫尺、隔海相望的，是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泱泱大国。由古至今，日本与中国，在面积上，犹蚱蜢之于磐石；在文化历史的长度上，犹溪流之于长河。如此的悬殊，让古代日本自觉或不自觉地，有向彼处靠拢的趋向。 不得不说的是，日本民族确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它不封闭，不夜郎自大，一直以一种谦逊而好学的姿态面对它文明的吸收对象。也因此造就了最初的，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多处相似甚至重合。 1、“儒教国家”的不“礼” 我们知道，儒教发源于中国，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古事记》记载，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始于公元5世纪初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大王仁将《论语》携入日本。然而同根的儒学，到了日本，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带有些许宗教气质的“儒教”。然而若深究“儒教国家”与“儒学之乡”二者的异同，则主要有如下几点： （1）在中国的儒学体系中，“仁”被认为是最高尚的德操。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的德，大体便是指“仁”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对君王提出要求，并且作为君王统治的一种思想武器绵延2500年稳固地存在着。然而，日本文化取儒学之精髓的变化，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的。儒入日本的初期，为了加强天皇的统治，为了给刚形成不久的天皇制统一国家提供政治理念，因此吸收了同样作为思想武器的“仁”的概念。然而时过境迁，当权利逐渐落入将军手中，当德川家康取代丰臣秀吉，开始德川幕府的时代时，统治者需要一个掌握政权的合理的依据，于是江户时代的儒学者赞同“放伐”与“有德者王”——新井白石说过德川家康“有治天下之德”。……由此可见，日本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取舍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一标准在其国民性上的体现也很强烈，那便是“实用主义”。 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即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2）日本的实用主义对于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取舍上，几乎起了决定性因素。改取什么，该留什么，日本人在这方面有独到的精明。如同人们所熟知的“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我们惊诧于它如此精准地排斥了那些可能危害国家危害国民的事物的同时，也对于它屏蔽了的我国儒家所尊崇的某些人伦、制度的问题上感到些许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