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阮.山涛论汇编.doc

徐高阮：山涛论1969年3月，第41本第1分册87—125页 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他们是魏、晋之际一个锋芒很露的朋党。他们的消极狂放都只是对司马氏专政谋篡的一种抗议。他们多数有接近低微的色彩，与司马氏所代表的大族阀阅正处在对照的地位。他们虽不是人人有放诞之行，但确都爱好老、庄，崇尚自然，反对那些大族阀阅所标榜的形式上的礼教。他们又不是孤立的人物，他们的倾向也就是魏末及入晋以後许多名士的倾向。? 不过七贤才性各异，他们在政治上的使命和遭际也彼此不同。嵇康激烈而蒙祸，阮籍至慎以全身。这两个人都有不凡的才情，绝高的声誉，真可成为精神的领袖，但也正因此似乎注定不容有实际作为的机会。只有山涛是个深沉坚忍的角色。他在中年走入了司马氏的政府，但那只是选择了一条奋斗的曲折路线。他在後半生幾十年里一直还是名士间的重望；他在政府中作了反当权份子的一个长期的首脑。也许正是山涛的经历最能够显示七贤在政治上的积极目标和他们背後的政治力量的真正性质。 山涛（汉建安十年，205生）长阮籍五岁，长嵇康十八岁（注一）。东晋袁宏的《山涛别传》（《御览》四〇九引）说涛初不识二人，但“一与相遇，便为神交”。《晋书·山涛传》说涛先识嵇康，後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注二），叙在涛四十岁前。可见涛结交嵇、阮总在年轻的叔夜才致已经成熟的时期，涛自己总已将近四十。因为涛说当世只这两个人可以为友，他的妻韩氏曾特意窥察嵇、阮，并且看出涛的才致不及两人，“正当以识度相友”（《世说·贤媛篇》；涛自己也说，“伊辈亦当谓我识度胜”（《御览》四四四引《竹林七贤论》）。然而这个以“识度”胜的山涛，在他已近四十之年，却与宏放慷慨的嵇、阮，尤其是年轻得多的嵇康，一见即为神交，更说只这两个人可以为友，可见他一定也有潜蕴的奇气，深藏的抱负。 比山涛年少将三十岁的王戎（魏青龙二年，234生）（注三），看“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与王同辈的裴楷也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赏誉篇》）。这两个人所说的至少总是山涛五十以後的气象。东晋顾恺之的《画赞》更说，“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世说·赏誉篇》注引）。这是山涛近八十岁的生涯赢得的身後评论。正是这个极有深度的山涛担负了实际政治上一种不寻常的，极需要坚毅和忍耐的任务。他也正因为担负了这样的任务，才更使人认得他的潜沉幽远的禀赋。 魏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初，司马懿杀曹爽兄弟和他们的与党，是决定魏室运命的第一个猛烈打击。这是懿在七十三岁（嘉平三年，251）高龄病死前两年多的事变，是为着确保司马氏地位的必要行动。正始八年五月，这个大谋略家就托病不出，可以说已开始秘密作政变的准备。 山涛是在正始五年（244，四十岁）才作本郡河内的属佐，二三年间历任主簿、功曹、上计掾，被举孝廉，又被司州辟为部河南从事（注四），已是督察京师行政的要职。这也正是循着政治升进的一条主要途径。而这二三年间曹爽正用全力扩张权势；何晏任吏部尚书，毕轨任司隶校尉，李胜任河南尹，都是爽在这一时期的布置。何晏本来是尚清谈崇老、庄的前辈，他和毕、李等人与曹爽同日受诛是当时名士的重大损折。留传下来的旧史虽没有写出山涛与何晏等的个人交谊，但他的升进到督察河南的职位总可以表示出他与当时的吏部、司隶，以及河南尹的可注意的关系。他在州郡的迅速上升总不能超乎曹氏当时扩张权势的布置之外。因此他虽还是职在地方，却对中枢高层的动静消息抱异常的关切。 《晋书》涛本传载着他和石鉴在司马懿初托病时的一段夜谈的故事： 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傅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石鉴的轻嘲虽未必足以证明他对政局的变化全没有关切，山涛的早虑却已可表示他在司州的见用不是普通的仕进。在曹爽被诛前预作远嫌避祸之计的也不止涛一人。阮籍在政变前一年馀也托病辞曹爽的参军。然而阮是早已见狂放不仕之形，他被曹爽召为参军，以及後来得司马父子或高贵乡公授给参议、侍从的官职（大将军从事中郎，散骑常侍），都似乎只是虚领荣街和禄位，不是真正的进取。所以他辞曹爽，虽然记载不详，也似乎只是轻松的举动，不像山涛弃职那样带一种紧急的意味。山涛不仅可以说有亲曹氏的色彩，而且是正在接近中枢的实际行政上迅速升进。当然他的职位还低；他还有隐身退避的馀地。他应当还要保留未来的政治机会。所以他不能不时刻保持特别的警觉。他不能不在一个最早的时机从前进的路上迅急撤退。 山涛是河内怀人，与温县的司马氏同郡。他又与司马懿的妻张氏有中表亲。自弃职隐身後幾年，总在司马师执政（嘉平三年，251，涛四十七岁）後二三年，涛以亲戚见师，被举秀才；重登政治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