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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凝利剑 正气贯长虹 　　杨律师，救救我，我是冤枉的！ 　　“杨律师，救救我，我是冤枉的！”时隔五年，杨柱依然记得当一个犯人刚咨询完问题离开后，排在后面的钱仁凤走到他面前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为自己“喊冤”。这与以往他在监狱进行法律援助时，服刑人员向他询问自己被判处的刑期是否合理，亦或是请他帮带话给家属的情况迥然不同。 　　 　　这引起了杨柱的好奇，进而详细询问了钱仁凤事情经过：2002年2月22日，昭通市巧家县“星蕊宝宝园”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其中一人死亡，两人经抢救后康复。当地警方在幼儿园食物和孩子的呕吐物中检测出了“毒鼠强”成分。而当时，钱仁凤正是这所幼儿园里负责做饭、带小孩的打工妹。 　　案发后，钱仁凤作为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拘押，此后被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无期徒刑。 　　但钱仁凤对杨柱说，投毒案不是她干的，“她是被警察命令长时间下跪，用皮鞋打脸等刑讯逼供的方式，打得实在受不了直到内心绝望后，才屈打成招的。并称自己服刑8年期间一直喊冤，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杨柱越听越疑惑，他觉得一些罪犯为了逃避服刑，在入狱半年、一年的时间内，遇到律师是会谎称自己是冤枉的，以谋求得到律师帮助脱离监舍。但当罪犯逐渐适应监狱的环境后，脱离监狱的心思便会转移到如何在狱中好好表现，争取立功减刑的办法上。但眼前这名女犯人已经关了8年，嘴里一直絮絮叨叨，怎么还敢说自己是冤枉的？ 　　于是，当钱仁凤认真且低声地向杨柱一遍遍述说事发当天自己在幼儿园带孩子的情况时，杨柱一声近似于呵斥的发问打破气氛，“出了事你想跑去什么地方？” 　　这是杨柱对犯罪嫌疑人特有的“问询”方式。他用突然发问的方式观察对方的反应，以此验证对方是否在说谎。 　　不过，杨柱看到的是一张茫然的脸，钱仁凤反问他：“我没有投毒，为什么要跑？”看着钱仁凤那始终保持平和的眼神后，杨柱决定要看看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问题。见到杨柱表示肯接自己的案子，钱仁凤又说了句“我父母都在巧家的农村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杨律师办案子怎么收费？”“如果你说的都属实，我可以用法律援助的形式帮你打官司，不收你的钱。”杨柱说。在此之前，杨柱曾成功打赢一个“强奸案”的官司。那个案子也是杨柱敢于接手了解钱仁凤案的底气所在。 　　 　　那是他做律师时办的第一件案子：云南省富源县一所中学里，舍管老师发现一对男女生夜不归宿。在找到这对男女后，当事学生承认夜里在学校教室发生了性关系。不过，在两名学生被家长带回家后，女方家长带着孩子和沾有男生精液的内裤去了当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女儿被男生强奸。 　　男生因此被刑事拘留，事件颇具戏剧性，女孩为此与家里人闹翻，还住到了此男生的家里，并亲自写信给富源县的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和男孩的辩护律师杨柱，信中称：双方为情侣关系，是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并不涉及强奸，希望相关部门尽快释放自己的男朋友。在那一封信中，女孩还写明了自己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 　　但此案一审后，男孩依然被判处强奸罪。判处男孩有罪的依据是，双方在发生性关系时，女孩未满14岁！这让杨柱感到无奈，但又疑点重重。 　　按照女孩的户口册以及公安户籍信息系统登记的出生日期显示，她确实未满14周岁。但这与女孩在信中写明的出生日期存在矛盾，女孩在信中称自己已满14周岁。到底谁提供的信息准确？鉴于女孩的父亲和亲戚都在公安系统，杨柱开始怀疑公安户籍信息的真实性。 　　“公安登记的户籍信息或许并非准确，女孩出生的年代，农村的户籍信息主要由办事处（村委会）管理，派出所登记时并不排除登记错误的情况。”杨柱这样解释。于是主动前往女孩出生的村委会调取原始户籍信息。与村干部交涉费了一番周折后，杨柱拿到了女孩的原始户籍信息，证明事发时女孩已经满14周岁。公安户籍信息确实与原始信息不一致。因此，在二审时，杨柱终于把一桩强奸案“翻”了过来，男孩无罪释放。 　　巧家调查，疑云弥漫 　　在当律师之前，杨柱曾在云南省内一所中专学校教授法律知识，后在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下属法庭担任过编制外的书记员。这些从业经验，也让杨柱熟知法检系统办案的规律和手段。因此，其律师生涯的第一桩刑事辩护案件以“翻案”告终，这也为他积攒了不少信心。 　　不过对于钱仁凤案，杨柱从开始就觉得不会太顺利，在他见到钱仁凤之时，案件结案已经8年。8年间，巧家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事人能否找到、能否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卷宗的情况是什么，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仅凭一个人的力量也很有限，如果能有记者参与报道，或许阻力会小一些。因此，杨柱在调查此案之前，给昆明的《都市时报》新闻热线打了电话，希望该报能够派人参与到此案的调查之中。 　　在向杨柱了解完情况后，《都市时报》决定派出记者程权，与杨柱一同到巧家、昭通等地了解案件情况。2010年9月中旬，杨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