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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师法之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不是孔子说的，而是程颐说的（一说为朱熹）：“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因材施教，以“材”为前提和依据，“材”是人的材性，所以，因材就是知人。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知（智）”，孔子说：“知人。” 　　在孔子看来，一个智慧的人，一定是知人的人。那么，一个智慧的老师，一定是知人的老师。 　　孔子是如何知人的呢？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论语?为政》） 　　意思是，考查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观察他为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那么，这个人怎样隐藏得住呢？（杨伯峻《论语译注》） 　　具体来说，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察其人”。 　　1.听其言。 　　言为心声，整部《论语》几乎就是一部师生对话录，孔子经常和弟子谈话，从中观察他的志趣和个性。 　　南宫适与孔子谈话，认为好战的羿和荡，不如爱民的禹和稷。孔子在南宫适离开后，对身边人大加赞赏：“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而樊迟向他请教稼圃农事，孔子说我不如农民，等樊迟出去，孔子便对人感慨：“小人哉，樊须也！”樊迟可真是个志向不高的人啊，我对你讲君子之道，你跟我谈种粮种菜！ 　　然而，言虽可为心声，但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的时候亦不在少数。南宫适言之凿凿，未必没有拍老师马屁的嫌疑；而事实证明，这个愚钝朴实的樊迟，在孔子离世后设教授徒，成了光大孔门的中坚人物。 　　这就像我们的学生，有时也会因为环境压力说出一些并非本心的话来。 　　孔子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在这方面，他是有过切身教训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2.观其行。 　　对孔子而言，“言”只是他知人的第一手资料，他对“听其言”一直抱持着谨慎的态度，所以他认为“君子不以言举人”，要辨别一个人的好坏不能只听他怎么说；要求“言必信”；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这就是把“行”摆到“言”前面了。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当父亲活着，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则观察他的志向；他父亲死了，则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合理部分，长期地不加改变，可以说做到孝了。能做到这样的人，当然也就是志行合一，可以信赖的人了。 　　3.察其人。 　　察，指考察，对人、对事，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探究。在“听其言”“观其行”之后还要察。这是因为，言、行背后，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动机。即便是尚未成年的学生，也完全可能老师在一个样，老师不在一个样；在家一个样，在学校又是另一个样。所以，只有再深入考察，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一个人。 　　“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论语?卫灵公》） 　　我对于别人，诋毁了谁？称赞了谁？假若我有所称赞，必然是曾经考验过他的。 　　孔子对颜回称誉最多，这是基于他对颜回的细致观察。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孔子在对颜回的考察中发现，“我整天和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蠢的人。等他退回去自己研究，却总能有所发挥，颜回不愚啊。” 　　可见，对学生的批评或表扬，都要建立在深入全面观察的基础之上，不失偏颇。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 　　“许多人都厌恶他，一定要认真地考察；许多人都喜爱他，一定要认真地考察。” 　　只有弄明白了他受欢迎或被排斥的原因，才能以此为依据对他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能做到这样。这就是“因材施教”了吧。 　　孔子是如何因材施教的？效果又如何呢？ 　　孔子在回答季康子的问题时，曾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过评价：“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我们且以孔子对这三位重要弟子的教育，对“因材施教”作一考察。 　　在孔子眼里，子贡是个机智，圆通，洞察人意而又能言善辩的学生。但他家累巨富，长于货殖，有时难免近利远礼。故而，时时予以引导：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子贡从一个商人精打细算的眼光出发，想把每月在祖庙告祭的羊给去掉。孔子认为这不合乎礼，不失时机地劝说，子贡呀！你爱的是羊，我爱的是礼啊。 　　为了进一步引导子贡爱“礼”，孔子树立榜样，让子贡与颜回作比较，子贡说，我怎么能跟颜回比呢？颜回闻一知十，而我闻一知二就不错了。孔子进一步说，不要说你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呢！如果身为老师的夫子我都不如颜回，你子贡不是更该向他学习吗？ 　　子贡知道老师的担心，所以向孔子表示“我不欲人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以为抬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