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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媒体人转型：映射公共生活演变 　　在展开这个问题探讨之前，要面对各种疑惑甚至质疑。比如，大陆的媒体人转型并非现在才有，为什么要在现在谈论它？每个行业都有的职业动荡，为何把媒体人转型单独挑出来，并且当成一个现象来讨论？媒体人的具体转型，与其他人真的有关系吗？ 　　媒体人转型持续近20年时间，媒体人所赖以生存的各式媒体，也在这个时段深刻地卷进中国转型的洪流。媒体人以其集体作为，整体性地卷入了全球化与互联网所塑造的中国情境中。复杂的转型影响了媒体，也映射了剧烈变动的大陆公共生活。 　　多年来，大陆政治倾向的变迁，尤以媒体作为重要的观察指标。“政治家办报”、党管媒体、文人论政、新闻专业主义、互联网+……诸多标签式的生存写照，既是媒体人转型的动因，也约束着转型的具体做法。谈论媒体人转型，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谈论当下中国。 　　媒体人的转型，也完整体现了媒体转型的各个面向。这不只是一群职业人的岗位调整，而且是极大地影响到媒体所承载、所负责、所构建和所向往的公共生活。原先的“众人之事”在转型中遇到了各种遭遇，它们被处置的方式暴露了民众真实的命运处境。 　　在这层意义上，媒体转型与公共生活演变联系在一起，媒体人转型与一般人的生活变化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说，媒体人在诸多类型的转型中更优先或更有德性，而是这种联系反映了政治、社会的基础性变动，成为时代的镜像。 　　转型的互联网迭代背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化媒体因应政治上的宽松，顺应近乎饥渴的文化需求，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狂飙突进。这种市场化媒体的自我改造运动，也将一批怀想用新闻造就变革的人聚拢起来。这批人也恰恰是延续至今的媒体人转型的先驱，转型的故事由此书写。 　　在门户网站一统江湖之初，媒体人转型是从尚且强势的纸媒向纯技术型网媒迁徙。因为彼时网站对原创内容的需求少，内容生产部门在网站架构中地位相对较低，跳槽过去网站的一般担任副总级别。这个阶段的媒体人转型多是主动探索，人数尚少。 　　本世纪头几年直至2008年前后，门户网站显现迭代迹象，对独立的内容生产体系开始有较强需求，一批纸媒当中的骨干开始以更大规模进入网站。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已经对媒体人造成严重的心理冲击，转型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不同媒体介质之间的转型窗口已然收窄。 　　社交媒体将传统媒体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互联网公司的内容生产模式一变再变，对传统媒体的人才需求趋于冷淡。媒体人在介质问的转型路径变得困难，转型转向更激烈的创业领域。大众媒体萎缩为小众党媒，社交媒体扩展为“人人媒体”，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媒体人在转型中开始评估自身的能耐，第一次打量从前被称为“读者”或“用户”的人，开始研究他们的需求，将其细分为内容供应，从而将媒体人转型带至创业转型的新路。转型开始暴露在文字之外，涉入了资本与商业运作，媒体人开始获得一种全新的社会体验。 　　转型让他们越走越远，原来只是在媒体介质间转换岗位，而后在媒体与产业间寻找位置。贯穿这些不同转型阶段的，则是同一个线索，即在复杂的政情社情下，寻找或者说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媒体基础。转型是在碎片化的公共生活之上，创造一个不死的平台。 　　媒体人如何自我定位 　　这么多年的媒体人转型传达了一个清晰的印记，那就是：转型本身并不只是简单地调换岗位，从纸媒到网站，或者从创作到创业，它还包含了媒体人如何自我定位。这种定位经常摇摆，是要做宣传战线的螺丝钉，还是做公共生活的倡导者？是要听从号令，还是独立思考？ 　　当媒体只是体现为纸媒与网媒的平等角力时，转型的定位焦虑主要来自于对技术的渴望。一旦网媒势力盖过纸媒，甚至网媒内部也在BAT时代陷入分化状态，媒体人转型就要应付外界压力与自我实现的双重挤压。而当媒体的传统格局被社交媒体冲破，转型的方向上前无古人。 　　纵览这么多年的媒体人转型，他们的身段越放越低。对外部环境而言，从一开始用言论力量加以正面冲撞，开始转为借助产业力量去侧面融通；对读者或用户来说，已经将“同路人”的关系定位，调整为需求供应的上下游。 　　显然，这种转型会折磨媒体人的理想与情怀，因为转型迫使他们精细地调整对政治及社会情态的现实认知。因为媒体领域早已是“意识形态办报（办刊办网）”的天下’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转型，一两个桀骜不驯的媒体人，会发现自己“尘埃遍身”。 　　即使是在内容创业这个转型板块，媒体人也受到苛责：你们的内容即使满足了用户的阅读需求，但长此以往，现实在哪里？意义在哪里？媒体人转型是为了化解压力，可是这种化解的办法却跌入了“陷阱”，无非是换种方式去宣传。 　　为了抵御这种指摘，某些媒体人转型前就宣布：我们是生意人，不是新闻人了。言下之意，新闻人是需要讲“立言代言”之责，生意人无非是做成交易。这种在转型伊始就撇清道德压力的做法，在整个转型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