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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 书 》 导 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尚书》题解 所谓“书”，在上古专指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职掌是记载君主的言论与重大事件。史官的记录汇集成册，便称为《书》。 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左传》中已出现过《虞书》，到了汉代，学者们将幸存下来的这些《书》统称为《尚书》。王充《论衡·正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 如王充所说，其解有二：一、尚指上古，由来久远；二、尚指帝王，高居在上。这比那些“依违作意以见奇”的解说平实近真，可以信从。 《尚书》研究之艰辛，《尚书》命途之多舛 唐代文学家、古文运动首领韩愈有“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感叹。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云：“《诗》、《书》为人人诵读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 ” 清代《尚书》学之被誉为“集大成”者孙星衍“亟以数十年中条记《书》义编纂成书 ” 。（《尚书今古文注疏·序》） 山东栖霞人牟庭（1759—1832），穷毕生精力完成两部大著：一是《诗切》，一是《同文尚书》。后者自三十岁左右始撰，至基本脱稿时已六十三岁，又继续修改至七十四岁辞世，尚未定稿。其子牟房将书稿携至浙江刻版，遇太平军攻浙，急将书稿移回山东。数十年后王懿荣得到书稿，亦想校刻，因八国联军入京，身死书亡。又数十年王献唐得到书稿，清抄一本，将要排印，七七事变又作。到了1958年，献唐先生高兴地为之作序，以为终将印行，不料稍一耽搁，“文革”又起。历时百余年，三位想刻印之人四遇厄逆，竟都未能如愿。所幸者1982年，齐鲁书社终令此书问世，实现先贤遗愿。 现代国学大师顾颉刚立志将《尚书》彻底整理一番，编辑一部《尚书学》。其先期工作分四步： 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 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逸《书》的原样。 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 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定。（《尚书通检·序》） 其四项任务中第一项，顾氏与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合作，于20世纪三十年代已着手摹写刻版，并于1935年发出《出版预告》（见《古史辨》五），有“着手已历三年”，“刊刻逾半，年内可望出版”之语。旋因日军深入华北，未能成书（其惊险经过及同人顽强努力之情，可阅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后记》）。其后动乱不止，至1982年顾廷龙重新整理编纂，有上海图书馆孙起治协助，历时又十二年；在《出版预告》六十年之后的1996年，终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氏计划中最后一项，其实只完成《尚书》中一篇《大诰》的译证工作。《尚书大诰译证》历时八年，四易其稿，成书约70万字，惜又遇“文革”，至今尚未能按原貌出版。 由此数例，足可见《尚书》诠释难度之超常和文化价值之超常。其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不能缺少《尚书》这块宏大而坚固的基石。 《尚书》既从上古传下，篇目自应极多，字形自是奇古。遥想当年官府柱下，典册累积充栋。然竹木简册易为虫蛀断烂，而量大又难以重新抄写。年代久远，史料难免残缺。虞夏之世传下者，寥若晨星。商代传世史料亦不可多得。周代文献本是很丰富的。王室衰微后，天子失官，礼乐卜史流散四方。凌夷而至春秋末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 《史记·孔子世家》：“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 有学者认为孔子与《书》关系不大，认为史迁此语是汉武帝时社会上渐渐产生出的论调。我们认为既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且孔子对诗、礼、乐都进行过整理，“序（编次）《书传》”亦应可信。 战国时期，大国纷争，诸侯对典籍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自然不满。 《汉书·艺文志》说：“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 韩非则认为世之愚学“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韩非子·奸劫弑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延及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建言：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帝制曰：“可。” 汉王朝建立之后，有识之士便致力于先秦文献的搜集。 西汉末刘歆：汉兴，去圣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