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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美国的中国形象（上）：两个多世纪的演变 “爱恨情结”：美国两种对立的中国观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既聪明智慧又迷信无知，既充满活力又无能得令人鄙视，既是难以推动的保守，又难以预料地好走极端，既达观冷静又突发暴力。 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总是在同情与反感，家长式的爱护与恼怒，钟情与敌视，热爱与憎恨之间徘徊”。 这两种褒贬对立的看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交替出现，形成美国人中国观演变的清晰轨迹。 一、18世纪：尊敬和羡慕时期 建国前，美国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往来，乔治?华盛顿甚至弄不清中国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 尽管美国人对中国非常陌生，但也还大致形成了对中国的初步印象，把中国看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表现出尊敬和羡慕。 这一印象最初是从输美的中国产品上获得的。当时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北美殖民地享有很高的声誉，它们把中国的美好形象传达给美国人，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 早期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另一渠道是欧洲思想家和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 《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的古老、文明、智慧、富庶的中国仅仅给美国人一个直观形象。 伏尔泰、莱布尼兹和魁奈这些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则从理论上建立了中国在美国人思想中的崇高地位。 托马斯?杰裴逊、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詹姆斯?麦迪逊等开国元勋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人的影响，把中国看作值得尊敬和效仿的大国。富兰克林中对中国钦羡备至，希望美国能在较短时间内拥有同中国一样的资源和财富 二、1784—1842：失望和遵从时期 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后，美国人开始有机会亲眼目睹中国的“庐山真面目”，他们发现眼见的中国与耳闻的中国相去甚远，顿令第一批美国商人产生一种失望感。 “中国皇后号”商务代理人山茂召（Samuel Shaw）在来华之前对中国的印象是非常美好的，但他来华后目睹的中国官吏的暴虐、腐败，特别是广州“贸易官员的欺诈行为”令他大为震惊。他对中国的宗教和风俗也殊无好感，批评中国崇拜偶像，盛行迷信，笃信吉日以及一夫多妻。 对大清帝国的敬畏与遵从 到19世纪上半期，美国商人把中国看作商品的销售市场; 美国的新教徒把中国当作他们全球传教的主要关注地之一。 在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商人最反感的是清政府官员从来不以平等的身分与他们打交道，视之为未开化的蛮夷。 当时富庶的大清帝国仍是美国人敬畏的对象，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对中国的那种轻蔑态度尚不明显。 鸦片战争前，在华美商虽然对中国一些政策和法律多有微词，但由于商业利益得到了满足，对中国社会尚能有一个客观冷静的看法，对中国的贬斥尚不多见。 美商“恭顺”和服从中国的贸易体制和法律 1821年在清政府官员的严令下，美商交出了被控涉嫌杀死中国民妇的意大利籍水手德兰诺瓦。他们虽对判决结果（德兰诺瓦被判绞决）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表示服从中国的法律。 两广总督阮元在奏折中也称美商“恭顺畏法”。 三、1842—1905：蔑视和拒斥时期 1830年后，美国传教士陆续来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以及中国民众对“福音”的冷漠使传教士大为光火，他们视中国为邪恶的异教国家，把中国说得一无是处。 传教士以狭隘的基督教标准审视中国社会，把中国描绘成堕落、黑暗、濒于毁灭的异教国度，对中国人在美形象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卫三畏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国总论》中把“腐败、残酷和不公正”并列为中国司法制度的三大特性，并称中国官吏的“残暴”“骇人听闻”，“人民的邪恶”是基督教国家的人民“难以想像的”。 对中国人国民性格的认定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传教士为了传教需要开始探讨中国人的性格，并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个人： 一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他提出中国人有八大积习， 即：“骄傲”、“愚蠢”、“恇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 另一个是19世纪末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他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列举了中国人的26个特点，其中18个代表中国人的丑陋形象。 明恩溥笔下的18种中国人的丑陋形象 爱面子、讲究规矩、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天性、圆滑、思维混乱、没有紧迫感、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适和便利、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真诚、多神和泛神崇拜及信奉无神论。 该书在西方被奉为经典，而且还被译成日文， 名为《支那人的气质》，成为日本人蔑视中国的极好“教本”。 排华浪潮与“黄祸论” 1854年，《纽约论坛报》发表文章，诬称中国人“不开化、肮脏、道德败坏……淫荡好色”以及“奴性十足”，并鼓吹“通过排斥政策”“遏制愚昧无知、道德败坏的偶像崇拜者的泛滥”，构成美国传媒排斥华工的滥觞。 19世纪后70年代，美国西部排华分子开始掀起排华浪潮，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