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mio第讲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ppt

第10讲：文化符号研究中的标出性 Markedness in Cultural Semiotics 语言学的标出性：形态特征 标出性是不是风格学问题？ 中项偏边造成的数量标准 标出性历时性翻转 美的正项与异项，艺术 标出性 Markedness 标出性这个术语在现代语言学中的译为“标记性”。这个译名很不方便，“标记”这个汉语词意义过于宽泛，容易出现误解误用。 这种情况在西语中也存在：marking 或 marked，也经常出现混淆。乔姆斯基1968年建议用一个特殊术语Markedness，此词应当译为“被标记性”，汉语过于累赘。 为了避免误解，我建议这一批术语都改用“标出”与“标出性”：此词包含着被动义，简洁又不会过多引起误解。  语言学提出标出问题 标出这个概念，是三十年代，由布拉格学派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提出 特鲁别茨柯伊是音位学创始人，他发现，在对立的清浊辅音，之间有相当清晰的不对称现象：浊辅音因为发音器官多一项运动，从而“被积极地标出”。 其结果是浊辅音使用次数较少。因此，特鲁别茨柯伊把标出性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检查一下就可以发现：浊辅音的确使用频率相对较少，这个现象恐怕在任何语言中均是如此。 清浊辅音字母统计 难以统计发音，只能用字母作近似统计：用Google搜汉语中拼音字母出现频率： s字母5.8亿次，z字母1.4亿次； p字母3.0亿次，b字母2.7亿次； t字母6.3亿次，d字母4.8亿次。 用Google搜索全世界“所有语言”： s字母68亿次，z字母20亿次； p字母38亿次，b字母30亿次； t字母64亿次，d字母50亿次。 清浊音标出性不对称，看来是跨语言普遍现象。 是个形态问题？ 此后语言学家发现标出性规律相当稳定，在各种语言中都存在：在对立的两个语言现象之间，不对称是普遍的。 而且在形式上，标出项总是比未标出项组成复杂：例如在构词法上，原词对衍生词（play v. player），单数对复数（play v. plays）等；在语法上，例如主动态对被动态（to play v. to be played）。 凡是组合形态上较长的，都是标出项。 两个形态公式 格林伯格总结了多达13条标出性的特征之后，提出公式： “当语言中有x特征，也有y特征时，非标出组分即不包含x的组分”。组成元素较多的（既有x也有y）的一方为标出项。 1994年语言教学专家艾利斯公式：如果相关两项之一具有x特征，另一者具有x+y特征，那么x就是“基本特征”，x+y项就具有“以y方式显得比较‘特别’”的标出项。 两位语言学家的总结，说的是同一回事：他们的定义都是落在在形态上。  数理语言学定律 Zipf’s Law 即“少用力原则”（least effort principle）。在今日，用计算机验证发现极其精确，已经应用在信息论，城市规划等语言之外的领域。 在汉语中的应用，至今局限于汉语的计算机模式。此定律必须用统计数学的公式才能说明白。通俗简单的说法是：较短的词用的较多。 但是Zipf’s Law如何适用于汉语这样词长短不明显的语言，依然不是很清楚。  Givon三标准 语言学家吉冯仔细总结了标出性研究，认为标出性出现在三个层次上： 结构复杂性上，标出项结构较长； 分布频率上，标出项出现次数较少； 认知复杂程度（cognitive complexity）上，标出项更为明显(more salient)。 三者皆有，还是三者选一？ 总结关于长达80年的热烈讨论，很多语言学家指出，标出性问题至今理论上混乱不堪：词项形态，不一定是句法，语用等语言其他层次标出性的原因。 语言标出性定义无一致性 沈家煊认为：标记性有六个标准（组合，聚合，分布，频率，意义，历时）。他认为发生在这些层次的标出性是统一的：“如果在语义上是无标记项，那么在句法和语用上也是无标记项” 。 但是他马上从这个“一致性”结论后退了一步：“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标准作出的判断是一致的，即使有不一致，把这些标准综合起来考虑，判定不会有多大困难”。所谓“综合判定”，就是标出项不一定都有着六个特征，这六层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 标出性是个超语言的文化现象 我们从语言学最常用的例子说起：英语中man v. woman的对峙中，man为非标出项，第二词woman派生自man比较长，因而比较少用，因而是标出项。由此，兼指男女，就用非标出项，例如“人类”作mankind。 从文化符号学看，原因不在词的长短，而是文化问题：男性的社会宰制，使男性词为占据中项的“正常”性别，在不分性别情况下，用男性携带全部人。 例如法语中homme，与femme，长度或形式复杂性也没有不同，但是hom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