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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现代中国文学认同的价值取向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性文学的思想传统进行了梳理，揭示出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交缠其中的价值观悖论，以及现代性文学的隐秘传统及文学内生的等级制度。 　　关键词：认同 现代文学 传统 民族性 　　“认同”是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理论的重要概念，是多元文化和异质价值观冲突日趋激烈的社会力量互相角逐之地。认同在可被言说的层面上主要是指一种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 　　《中华文化辞典》把文化认同的解释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即指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承认群内新文化或群外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经过认同后的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将被接受、传播。 　　当代知名的美籍华人学者张旭东认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自我认同，必须和该民族为维护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所作的努力结合起来，任何一个民族理想，都是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改造、自我斗争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理想，都是一种尚待实现的东西。这从反面表明了认同问题的历史矛盾。 　　对于认同问题亟待解决，且业已成为现代性问题先决条件之民族国家建立的20世纪中国来说，其建立在民族的自我认同之上的外在冲突和内在矛盾都表现得特别明显，而这种冲突和矛盾带来的影响也异常沉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认同呈现出歧见丛生的景观，而与之可供参照的外国文学，则在整体上可以用多元共生来概观而论。 　　文化认同问题，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思考问题的前提。对于西方文化与文明的高度认同，在20世纪的中国，更普遍的情形，不是传统文化对于异文化的接纳和消化，更多的时候是异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扫荡。而这一切，其来有自，即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条隐秘的主线就是基于中国文明劣于西方文明的假设。 　　晚清的“诗文革新”运动，是面对西方文明的压迫做出的初步尝试，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充满变局的年代，在总结并反思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开新”作出的积极思考。 魏源、冯桂芬、包世臣等重新检讨了传统的儒家文论。他们对于儒家文论中的经世致用原则作了最大程度的阐发，反对有清一代因受汉学、宋学的影响而陷入空疏的文论风气，对于文学的价值和功用，晚清的文论家重新张扬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这是有内在的缜密考量的。他们认为传统中国仍然可以内发出革新以自强的因子，所谓诗文革新，只是在以往的义理、考据之外增加“经济”一门，以凸显经世致用来补传统文学中因忽视经世致用而导致的当下的现实困境。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其思路仍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 　　这种思想发展到了梁启超，则发生了完全不同的“革命”：――在一个因外在的时局剧变而引发的对于传统的深刻怀疑和反思，以及迫切的拯救希图，让他们从根本上思考前此以往的文学思想。在梁启超的眼中，改革传统的政体是政治现代化的前提，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在“现代”的视野下，进行文学革命，通过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全面革命来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政治革命和政治现代化的理想。所以，梁启超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氏的新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前提是，中国旧的传统已不能应对新的世界、新的挑战、新的局面，必须“新一国之民”，而新民最便捷最有效莫过于新小说，新的文学从诞生之初，就被刻上了深深的、明晰的工具印记，文学地位的提升是建立在其必须附加的命运枷锁之上的，这或许是文学的宿命，但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不可更改的命运了。这种思路与古代中国的“文以载道”观念可谓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梁氏的文学革命观念并不是革命性的，他通过置换文学表现的内容层面的意涵以提升新文学对于社会、政治以及人心的全新价值，将文学锁闭在狭窄的通道，无可回头。 　　从梁启超开始，关于新的现代性道路的思考，值得注意的还有章太炎的国粹思想和周氏兄弟的思想，这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太炎早年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但他在1906年从清廷的监狱中被释放，在东京的演讲中却大力提倡国粹，对当时的引进欧陆的进化论思想和康有为等代表的新的“公羊学”大加鞭挞，这在当时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但章太炎的这种“复古”却很难从其表面的回到传统中国的制度和思想层面来理解，而毋宁说，章太炎的现代性思索与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对于传统中国的反刍和再认识基础之上的，他希冀从中国固有文明中寻求一条新的道路。 　　而周氏兄弟的现代意识也具有明显差异。鲁迅所一直追问的是传统中国的负面的因子，传统在他那里是凋敝的，是要被舍弃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盲目的民众，因此 ，他更注重从个体自主性出发来建构新的时代，来培育具有全新面貌的“新人”，突出个体的自主性。这里我们可以日本著名鲁迅研究学者伊藤虎丸先生对鲁迅在鲁迅早期的一篇重要论文《破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