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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感染了世纪病的五四文学 　　内容摘要：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西欧文坛弥漫着一种怀疑悲观、忧郁厌世的情绪，被称为“世纪病”。大约一个世纪后的中国五四文学中也出现了一批孤独忧郁、悲观绝望的文学形象。本文通过分析二十世纪初中国五四文学中出现的“多余人”形象与十九世纪初西欧文坛上出现的“世纪病”患者群像的渊源与流变，揭示世纪末思潮对五四文学的深刻冲击。 　　关键词：世纪病 多余人 传承 流变 　　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叶，西欧文坛出现了这样一个形象系列，他们生活在社会转型（封建社会衰落，资本主义社会崛起）的动荡时期，这些形象是具有先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多疑，与世俗现实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都在无法逃离的生存困境中挣扎，却没有触摸到可以得到解脱的大门，这一形象系列就是“世纪病”患者。“世纪病”原系法语。是十九世纪初叶西欧各国因资本主义大革命影响而产生的思想界的动乱，普遍滋生的怀疑厌世情绪的总称。在二十世纪初叶，这一形象随着西方的各种思想登陆中国文坛后，与五四时期中国特有的动荡社会环境相结合，生产了“多余人”这一独特产品。 　　1.感染了“世纪病”的“多余人”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正在经历着狂风暴雨式的资本主义革命，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运用政治手段为自己的发展开拓道路，而传统封建的统治者们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利益，新旧势力在进行着关于利益的争夺战。在这个充满了剧烈动荡的转折时期，法国大革命如同一声惊雷给封建制度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同时也彻底颠覆了整个欧洲的社会制度。然而，在大革命后的几十年，法国社会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中，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革新派与保守派、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正义与邪恶等等复杂的因素又相互交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们经过大革命的狂热后，开始了理智冷静的思考，继而发现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实现，一种空虚、徒劳和受欺骗的感觉喷涌而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也徘徊在希望和失望的道路上，已经腐化僵硬的旧时代逝去了，而新的时代除了尖锐的矛盾并没有带来希望，前途显得飘渺而虚空。这些敏感的先觉知识分子就陷入了迷惘，生发出忧郁悲观情绪，形成了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世纪病”。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是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虽然狂风暴雨的民主主义运动结束了封建王朝，但是两千多年沉淀的封建势力没有被彻底消除，仍然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尤其是存在于人们意识里的封建思想，仍然占据社会意识的主流地位。腐朽的封建社会已经瘫痪了，而新的社会模式还没有形成，加之各路军阀的混战、帝国主义的侵略、经济的贫困落后等因素夹杂在这个时代的潮流中，社会局面动荡而混乱。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担忧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但是世俗的社会又使得他们报国无门，在国内的冷遇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忧郁悲观的情绪也就应运而生了。正如郁达夫《沉沦》中忧郁症青年在自杀前的那声声啼血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就是为什么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五四文坛严重染上了“世纪病”的社会原因。 　　“世纪病”患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独特的性格特征也是他们产生“世纪病”的重要因素。沙克达斯、勒内、沃达夫等都是已经没落的贵族家庭的子弟，从小生活在一种孤独落寞的环境中，并且都接受了较好的教育，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制约使他们养成了孤芳自赏的高傲性格和敏感脆弱、多疑忧郁的特质。这样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们厌恶现实却又无力改变，在动荡的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冷漠麻木的陷入精神堕落的无底深渊。“世纪病”患者形象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深恶痛绝，他们叛逆、孤独、忧郁、感伤、狂暴、悲观。当他们在叛逆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脆弱的他们又逃避地钻入个人生活的小天地，显示出他们那“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拜伦笔下的曼弗莱德，歌德的维特都是这一时期苦闷厌烦的青年的精神写照。 　　“世纪病”患者形象在一个世纪后传入中国，得到了响亮的回应，找到了知音――五四时期中国文坛上出现的“多余人”群像。他们是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鲁迅笔下的“孤独者”，丁玲笔下的莎菲，柔石笔下的朱胜璃等等。这些形象都是生活在动荡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五四时期最早觉醒的一批知识分子，心中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幻想，却不能冲破封建势力的阻碍。腐朽的封建社会已经瘫痪了，但新的社会模式还没有形成，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理想的反差使他们迷茫，使他们成为伤感忧郁、孤独彷徨的“不幸青年”。他们是精神孤岛上的贵族，同时也是世俗生计中的乞丐。他们在反抗时成为孤独的战士，在孤独中无法摆脱世俗的冲击，为了摆脱生存困境，他们不得不陷入灵魂死亡的阵营，但是清醒的认识使得他们无法摆脱灵魂上的折磨，在挣扎中他们颓废沉沦了。 　　2.带有中国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