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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合理性 　　摘 要 在美国职业教育史上，曾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普杜之争”。从争论双方一系列基础性观念的范式对立，即普罗瑟派的效率主义、精英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对立于杜威思想中具有的人本主义、平等思想以及进化主义，可以看到，杜威职业教育思想坚持以人为核心，以民主为向度，坚持文化教育与职业培训有机结合的观念要旨，具有显著的合理性。 　　关键词 杜威；职业教育思想；合理性；“普杜之争” 　　中图分类号 G719、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6-0056-08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乃至世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上发起了一场关于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激烈争论。以国家促进工业教育协会执行主任查尔斯?普罗瑟（Charles A. Prosser，1871-1952）为代表的职业主义派主张职业教育与传统的通识教育相分离，希望通过使普通民众接受专业技术培训，培养出大批服务于美国工业发展的技术性劳动力。杜威对这种职业教育发展思路提出批评，并倡导重视人性、发扬民主、通过职业而教育的发展思路。双方各持己见，都有拥趸，争论持续时间很长，影响深远，是为“普杜之争”。本文试图以“普杜之争”为研究视角，深入分析论证双方的观念范式，由此总结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合理性。 　　一、从美国职业教育的观念形成到“普杜之争” 　　从传统属性上讲，职业和教育并无直接关联。所谓职业，是“一种身份认同，它使具备某种专项技能的人在社会分工中具备特定价值，从而使之得以在所处社群中谋生”[1]。它与人的基本物质需求紧密相关；而教育则从很早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超脱俗事的、纯粹深刻的精神行为有关的活动。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教育就是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2]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职业”与“教育”仍是两个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教育与职业培训格局一直保持到南北战争前后，即贵族子弟在重点建设的学校中接受高等文化教育，中产阶级在地方级别的文法学校接受文化教育，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家庭子女则大量成为学徒，以无薪或少薪的方式换取接受劳动技能训练的机会，并在出师学成后从事收入微薄的社会底层劳动[3]。埃尔伍德?库伯雷（Ellwood P. Cubberley，1868-1941）认为：“就目前的说法而言，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人真正感兴趣的是强调国家存在性的教育，围绕它建立和资助的是学术和学院，而不是为人民建立学校。”[4]简言之，在美国人的意识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人的文化和修养，而职业，是以学徒的形式使受训练者获得专项技术和劳动资质的过程，方式和目的均与教育有显著差异。 　　职业取向在美国教育观念中的明确是以国家高等教育平民化改革为先导。1862年，在美国民主主义者的倡导下，《莫里尔法案》出台，国家拨款建设用于培养农工行业人才的教育思路付诸实践[5]。不过，这只意味着美国教育事业规划中让步性地掺入了与平民和实业生产有关元素，古典文化和科学理论仍是教育规划的重点。一方面，《莫里尔法案》要求新建设的农工学院必须教授传统文化课程[6]；另一方面，据统计，当时从《莫雷尔法案》中受益，获得专业性教育机会的人口不超过2%[7]。此后，以圣路易斯市的机械艺术学校（School of Mechanic Arts）为代表，美国相继出现一些“手工艺学校”，即在校学生除了在数学、绘画、科学、语文、历史等“智力教育”之外，还要接受木工、车工、制模、切割，钣压等“体力教育”[8]。19世纪末，美国的现代产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主导美国生产领域发展方向的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从多方面展开活动，敦促美国政府尽快解决国家教育体制与人才市场疲软之间的矛盾。协会主要成员认为，当时美国学校培养的学生缺乏实践能力，完全达不到完成新生产方式转型的企业对新型工人的技术要求。时任该协会发言人的S?卡德曼（S. Parks Cadman，1864-1936）称：“使孩子们获得人文主义教育很重要，但使他们学会开沟挖渠，耕种土地，以及操作车床同样是重要的。”[9] 　　独立的职业教育系统在美国教育制度中正式确立发生在20世纪初。当时，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美国教育界的注意。有观点认为：“……近年德国之崛起，……是因为德国的教育制度沿着机械工业的线路前进，他们在催促我们将教育制度按照同样的路子进行变革。”[10]在德国，实行文科学校和实科学校双套系统并立的教育制度，即分别培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理论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