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与自我书写中孙觌形象的矛盾性.docVIP

论历史与自我书写中孙觌形象的矛盾性 　　摘 要：孙觌的形象在历史上被定格为“怙恶不悛”“追名逐利”“卖国求荣”，然而作为其思想和情感载体的诗歌，自我书写的多是忧国忧民、遁世归隐、哀伤往事、性情高洁之形象，这就出现了历史书写与自我书写的巨大反差。究其矛盾性之由，一方面孙觌诗歌对关乎自身历史评价事件的回避使其诗歌不具有基本的客观与全面性，因而其诗歌中所展示的形象与其人本来的面目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历史对孙觌的评价建立在具体某一历史事件上，并将之扩大到对孙觌其人的评价上，同样带有浓厚的前人为主的成见，因而会忽略孙觌其人其作的丰富性，而以标签化的方式评价其人。 　　关键词：人品 诗品 矛盾 　　孙觌（1081――1169），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徽宗大观三年（1109）中进士。政和四年（1114）又中词科，改秘书省校书郎，掌校?中秘书。宣和七年（1125），钦宗即位，以国子司业擢侍御史。钦宗靖康元年（1126）二月，上书论太学生伏阙事，责知和州；八月，召还，再司言职，后召试中书舍人兼资善堂撰文官；同年十一月，金兵破汴京，随钦宗入金营，草写降表；十二月，权直学士院。绍兴元年（1131），复龙图阁待制，知临安府。绍兴二年（1132），以赃罪除名，象州羁管。绍兴四年（1134），放还。绍兴五年（1135）归隐太湖，此后深居二十?N年。绍兴二十六年（1156），复左朝奉郎。乾道五年（1169），卒，年八十九。以诗文著称，尤擅长四六骈文，有《鸿庆居士集》《内简尺牍》等传世。 　　一、历史评价中的孙觌 　　对孙觌其人的评价，宋代大儒朱熹的小品文《记孙觌事》最有影响，主要描写孙觌“草写降书”媚金求荣的丑行秽迹。这篇短文一出，孙觌在历史上卖国求荣的形象便被定格。关于孙觌的主要事迹，《四库全书总目?鸿庆居士集》的介绍较为完备，照录如下： 　　觌，字仲益，晋陵人。徽宗末，蔡攸荐为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势败，乃率御史极劾之。金人围汴，李纲罢御营使，太学生伏阙请留，觌复劾纲要君，又言诸生将再伏阙。朝廷以其言不实，斥守和州。既而纲去国，复召觌为御史。专附和议，进至翰林学士。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建炎初，贬峡州，再谪岭外。黄潜善、汪伯彦复引之，使掌诰命。后又以赃罪斥提举鸿庆宫，故其文称《鸿庆居士集》。[1] 　　四库馆臣用“怙恶不悛”四字来评价孙觌，这也是自南宋以来对其基本的评价。那么，前人对孙觌的这个评价缘何而起呢。 　　首先是专附议和。在讨论孙觌专附议和之前先看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兵大举南侵，徽宗匆忙禅位于钦宗。李纲守开封。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再次围攻开封。此时朝中大臣多数主和，主战派惟有李纲、种师道等人。钦宗以李纲为右丞，击退了金兵对汴京的围攻。金人转而向宋提出议和的请求，以金银及割太原、中山、河间三地为退兵条件，钦宗同意。李纲得知钦宗同意后，留住割地诏书，以期再取胜利，不料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一日大败。由此李纲被罢相。五日，太学生陈东等几百人伏阙上书请求再次启用李纲，李纲得以又被封相。次日，击退金人。靖康元年的这几次战争在朝堂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孙觌在这一年接连上书皇帝，表达主和的愿望。在《侍御史论和戎之札子（一）》《侍御史论和戎之札子（二）》这两篇文章中，孙觌从历史出发，认为钦宗时期的国力不足以和金抗衡，因此议和才是解决两国争端的最好方式。 　　其次是草写降书。关于孙觌代草降表一事，朱熹曾写过一篇小品文《记孙觌事》专门记录此事：“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而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2]短短几十字，朱熹已把孙觌草表媚金、卖国求荣之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草写降书的整个过程，是否如朱熹描写的那样，其实很难确定。另外朱熹文中写道“（钦宗）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并无任何史料可证，明显只是作者的猜测，因而朱熹之文并不备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价值。但因为朱熹的影响力，更因为“草写降表”是既定的事实，孙觌在历史上卖国求荣的骂名却就此奠定了。 　　最后是临阵退缩。靖康元年（1126），金兵再次围攻开封，朝廷派专使议和。此时孙觌任东壁提举官。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濒临城下。其后，孙觌上书何丞相，乞求免去自己东壁提举官的职务。孙觌乞免东壁提举官之事在当时国家危难之时无疑是一种胆小怯懦，只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不顾全大局，给世人留下他贪生怕死、胆怯畏敌的印象。 　　以上所列举孙觌“专附议和”“草写降书”“临阵退缩”的政治行为的确可以把他打入品行不佳之文人行列，历史以“怙恶不悛”评价亦不乏证据。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