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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日狐信仰的起源、发展与演化 　　 摘要：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狐在民间宗教信仰中作为广泛崇拜的对象之一，常以变化莫测、神通广大而又颇通人性的形象出现。它对中日两国的文化心理、文学创作以及民俗宗教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发挥着其特有的文化、艺术功能。狐信仰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持久度等各方面来讲，都可以说已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 　　关键词：狐信仰;起源;演化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2-0064-03 　　 “由于种种原因，古代汉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文明程度高、成果辉煌，给人类不断带来新的曙光，令周围各民族仰慕，并得到周围民族的认同，自然地向周围各民族传播。”[1]从这一角度来看中日两国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状况，可以发现两国文化的渊源从原始社会就已发生了。若将世界文化分为几个体系，中国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以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为基础，融汇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而形成的，并且覆盖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日本自大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绳文时代后期）起便开始零星地、少量地接受中国文化，至隋唐时期及其之后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日本由最初的“被动接受”到“主动摄取”，直至后来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有了自身的发展与创新。狐信仰便是典型的代表之一。狐信仰起源于中国，但随着与狐相关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大量地传入日本后，其对日本的精神文化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一、中国古代狐信仰的源流 　　（一）狐信仰的流布 　　笔者从目前所搜集的文献资料中了解到，狐信仰最初起源于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主要的流行区域，这在古籍中可以得到印证，如《焦氏易林?卷三?恒?蛊》载：“蛊江阴水侧，舟楫破乏。狐不得南，豹无以北。”《庸庵笔记?述异?物性通灵》亦载：“北方人以狐、蛇、猬、鼠及黄鼠狼五物为财神，民家见此五者，不敢触犯，故有五显财神庙。南方亦间有之。”以上记载均说明狐的分布北方多于南方，北方较之南方更适于狐的生存。因此，在狐信仰方面，北方也多于南方。 　　然而，从各地方志中发现，狐信仰的流布显然更加广泛，据记载除东北三省外，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浙江等地也均流行狐信仰。而且，从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出现的狐形象也可以看出当时狐信仰的分布状况。如陕西绥德王得元墓和米脂西宫庄墓、河南郑州的汉画像石和四川的汉画像砖、山西右玉大川村汉墓出土的温酒樽上，均有单尾狐和九尾狐的形象，河南辉县出土的汉代陶塑中则有完整的陶塑狐等。另外，在《山东汉画像石选》中还收录了来自邹县金斗山、嘉祥洪山、嘉祥宋山、嘉祥村、滕县西户口、滕县大郭庄、滕县马王村、滕县小王庄、临沂县白庄、苍山县城前村、济宁两城山等地共计17幅刻有狐形象的画像石。[2] 　　（二）狐的符瑞说 　　所谓“符瑞”，是古代帝王“承天受命”的征兆，预示吉祥之意。国家的建立、王权的确定、天命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等一系列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与思想变迁，为我国早期的符瑞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龙、凤等耳熟能详的符瑞物象以外，“狐”也格外引人注目。狐信仰作为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之一，产生年代之久远，传播范围之广泛，信仰方式之多样，折射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心理特点，而“瑞狐文化”也可称之为中国狐文化的开端。 　　在浩瀚如海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从《周易》这部先秦典籍中寻觅到最早的狐的身影。《周易》解卦：“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借三只狐狸来象征华丽、美好的结局，又以黄矢象征执掌政权和立君建候，此乃卜卦吉兆也。《周易》的“既济”、“未济”二卦亦在“狐尾”上作了文章，以狐尾未被水沾湿来预示吉祥之兆。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断：所谓“瑞狐”一定是具有异乎寻常的、超凡的尾部的。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载：“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山海经?海外东经》载：“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等。九尾狐并非实有之物，而是超现实的神秘物象，是人们在以自然狐为原型的基础之上，根据自身的主观意愿虚拟出来的天神的化身，是能够为人类带来福泽庇佑的神圣之物。 　　张康之在《政治文化：功能与结构》中说：“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却可以演化为政治心理，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运用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宣传活动，从而迫使人们接受这种意识形态。”[3]九尾狐正是作为统治阶级为进一步巩固政治地位，加强中央集权，从主观上努力宣扬自身的权力是“承天受命”而不可违的产物之一，它围绕着“王权天授、天命有德”的政治目标，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地位提供了合乎情理的依据。狐作为图腾之一，在原始人群形成的氏族社会中深受氏族各成员的集体尊奉，它是神与祖先的象征，是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标志。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与氏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