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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义理”对日本社会的渗透 　　【摘 要】“义理”被认为是“日本式”人际交往的对外守则。它根植于日本社会并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从“义理”的概念出发， 通过分析“义理”与“人情”的关系、日本赠答习俗、集团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义理”，来全面考察“义理”对日本社会的渗透。 　　【关键词】义理 人情 规范 纠葛 　　从日本江户时代开始，“义理”这一词语逐渐被大众广泛使用，它的范畴也因此衍生出诸多意义。在那之前，只是单纯地体现在风俗习惯当中。如获赠礼物要还礼，就是“义理”的一种原初形态。近世以后，人们更多地将其理解为在人际交往上的一种“非本意”的义务，即不心甘情愿也得履行的义务。《菊与刀》中指出，“义理是道德义务范畴中最珍贵的概念之一，既不来自儒教，也不来自佛教。它是社会生活中独特的规范，在解明日本人的社会行为上起重要作用”。 　　“义理”与“人情” 　　“义理人情”是由“义理”和“人情”两个词组合而成的。通常，日本人会把二者组合成一个词组来使用，以强调“义理”与“人情”的纠结关系。“义理”一般指社会生活中对待他人的一种道德规范，也就是父子、主仆、师徒等上下关系以及朋友、邻居等对等关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义。它要求人们在遇到涉及“义理”的事情时，无论情愿与否，受人之恩，必须回报。由此我们可以读出日语中的“义理”一词，有着强调“非本意的，不是个人心甘情愿但又必须要做的”这一意义存在。与此相对，“人情”则是自发性的、任何人都有的与亲人、恋人、朋友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是对自己以及家人情感的自然表露。土居健郎指出：“日本人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义理’和‘人情’的影响，前者强调公，而后者则多指私。”①在日本特殊的“家”制度下，家长的角色是“家”的代表，他的个人行为受到限制。而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将以私（人情）为公（义理）奉献当成最高道德。效力于家长是“家”的公事，家庭成员自己的事情则是私事，为公效力的义务被看得很重。因此，各个集团内部乃至社会整体内都存在不同层次的公与私，搞清楚这些形形色色的公私关系，就解开了“义理”和“人情”之间的关系。 　　由于义理偏公，人情趋私，日本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公的关系规制着私的关系。人们严格遵守的一条准则是“人情不能侵入人生大事”。“义理”与“人情”观念发展至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日本人重视公司这个“大家”仍然多于重视自己的“小家”。可以说今天的日本工薪族普遍还是认为与“人情”相比更应注重“义理”。如此，日本的家庭、社会矛盾在某些场合、某些时机就会变得难以调和，影视作品中多强调二者的纠葛，也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投影。 　　赠答习俗中的“义理” 　　追根溯源来看，“义理”的原初形态是以赠答为契机，作为农村的一种习俗被固定下来。在以种稻为主要产业的古代日本农耕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的。通过共同协作，互相提供（物、劳力、智慧等）资源进行交流，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大局观念和集体意识的产物。例如，一家主人生病了无法插秧，亲戚和邻居就会帮忙完成农活，这是为了避免因一家田地遭殃而影响到整个村落的收成。因而不仅亲戚，邻居们对于提供的劳力不会期待报酬。只是这家主人渡过难关后，总想着找机会报答，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赠与和还礼”，并不容易做到一赠立刻就还，而是获赠的当事人寻找合适的时机表达感恩之心，因此不是对哪个特定的赠与或是特定的对方进行还礼。这种不特定化的“还礼”意识，作为“不特定化的义务”逐渐在人们心中酿成。“不特定化的义务”在当事人中间被转换成相互的义理关系，成为“还礼”或下次“赠与”的契机，形成了赠与?还礼的“赠答之环”。由于日本式“义理”文化心理的推动，“赠答之环”一再重复，逐渐作为赠答习俗根植于人们的生活中。源了圆指出，“义理”的萌芽阶段并没有带着“非本意”和使人为难的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义理”在日本由于封建制的强化而被形式化了，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逐渐加入了非人性化的要素。对日本人来说，他人的好意和赠与就像是债务一样，一旦无法偿还，就会被宣布人格破产。所以说日本赠答习俗中强调的“赠”与“答”的平衡性和社会潜在的“义理”原则是有必然联系的。 　　集团生活中的“义理” 　　日本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集团主义。被称为“村落”社会的日本，即使到了现代，从人们的集团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旧时村落共同体的影子。而“义理”对这种集团生活形态的渗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点可以从日本近世到近代时期的村落生活方式中一窥而出。以某家的葬礼为例，村里的各家各户会根据平时跟这家的交情来提供协助。协助的内容涉及到挖墓穴、埋葬、列席者的接待等，从葬礼的准备工作到葬列的编成这些实际的运营事项全部包括在内。值得注意的是，葬礼的礼金以及提供劳务的多少作为参加葬礼家和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