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社体制解体后的农村经济与基层社会的发展关系.doc

论公社体制解体后的农村经济与基层社会的发展关系 ; 从现有研究看,学界研究和探讨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梳理、分析和概括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新变化、新景象和新格局。这些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和整体的抽象、概括①。二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揭示和总结公社体制瓦解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困局②。它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区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以及微观乡村视角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和难题。上述两种研究视角,主要是从国家、乡村两个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的。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县政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基本的行政管辖单位。因此,以县域为研究对象的中观视角,既可以上溯国家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又可以下追乡村基层的落实和运作图景。基于此,本文以中部地区湖南省攸县为研究个案,考察、揭示公社体制解体后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体制转换对农村基层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 ; 公社体制的解体,改变了公社时期原有政社合一的全能式控制方式。从此,中国农村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景象,与之相伴随,体制转换也带来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 ; 首先,公社体制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攸县农业经济的格局,农业生产出现了四个明显的转向。 ; 经营目的上,突破了自给半自给经济的束缚,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全县涌现出各种专业户、重点户24300户,占总农户的16.2%,比1982年的2.74%,上升了13.6%。在他们带动下,出现了一些以一业为主,定向生产的区域化专业生产基地。全县贡献国家粮食31849万斤,占粮食生产的36.3%。 ; 经营范围上,突破了单一经营的状态,开始向多种经营、农工商综合发展转化。经营范围从田土伸展到水面、空间,从种养业伸展到加工、运输,从生产领域伸展到流通领域,打破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开始走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1983年的粮食收入比重比大包干前的1981年下降了2.78%,而多种经营收入的比例则由1981年的41.6%上升到44.38%。 ; 经营方向上,突破了简单再生产的局面,向开发性生产转化。农民开始把积蓄起来的财力、物力和剩余劳力投向荒山、荒坡、荒水,走开发致富的道路。 ; 经营方法上,突破了粗放经营的传统习惯,开始向集约化经营转化。全县杂交水稻面积占晚稻面积的84.94%,产量却占89.97%[3]。 ; 其次,农民商品经济意识、农村产业比例和农民家庭创富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 农民商品经济意识逐步增强。不少人转变“温饱”观念,树立大富观念;打破“守土”观念,坚定开放观念;破除平均观念,增强竞争意识;抛弃“贱商”观念,树立兴商观念;克服“老粗”观念,加强知识观念,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县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 农村第二、三产业比重得到提高。不少人从农内产业向农外产业转移,生产领域不断拓宽。1987年攸县有4万多劳力输出,占农村剩余劳力的40%以上,全县劳务输出总收入达4925万元,占全县农民纯收入总额的13%[4]。地处攸县边陲,自然资源贫乏的渌田乡该年劳务收入达584万元,占全乡社会总产值的24%,仅此一项人均增收157元,摘掉了贫困帽[5] (pp.664~665)。1988年全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达2642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8.4%。1985至1988年4年中,农民在工、商、运(输)、建(筑)、服(务)“五业”中累计创总产值78088万元,年人平308.6元,比1984年增加100.3元,比1981年增加193.7元。 ; 家庭致富步伐继续加快。1988年全县农民人平纯收入527元,比1984年增长55%,比1981年增长263.4%。在这4年中,手表、单车、电风扇、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商品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6],不少农户建成了新居。 ; 再次,农民的收入、粮食占有和生活物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 ; 1985年全县农村总收入33805万元,国家税收占2.14%,集体提留占1.03%,各项费用占21.42%,社员实际所得占75.41%,比1977年增长3.42倍。据1682户专业户的调查,1985年总收入万元以上的达154户,纯收入万元以上的有40户。社员分配的口粮,1982年人均341.5公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集体的粮食后,农民手中占有的粮食(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储备),1983年人均453公斤,1985年人均480公斤。主要生活物资的消费,人均口粮354.9公斤,食油4公斤,猪肉16公斤,棉布5.23公尺。一些中高档生活消费品有了较多的增加。1985年呢绒绸缎、毛绳、皮鞋的消费量分别比1977年增长1.76倍、5.09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