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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崔秋锁 来源：《学术交流》2014年第201412期 摘要：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理论争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就其实质而言，马克思人道主义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为根本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它在人的存在和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哲学功能和使命等方面都实现了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变革和超越。“实践的人道主义”在本质上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人道主义之间并不存在阿尔都塞之所谓“认识论断裂”，它们之间是一种前后相继、彼此依赖的内在统一关系。马克思人道主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它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发展观和价值观的存在论基础。 马克思曾将自己哲学思想称为“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1]57,75，以区别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他也曾将其人的学说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和“积极的人道主义”[2]331，以区别于“传统人道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学之“理论的人道主义”。然而，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这确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争论问题，同时也是关涉到马克思哲学变革及其精神实质和理论基础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本文试图立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改变世界”的哲学范式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人道主义与传统人道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关系问题进行一种哲学反思和理论探讨，以求对问题本身的理解和认识能有所推进和深化。 一、马克思人道主义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变革和超越 长期以来，人们或者把马克思人道主义看作是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影响而产生的一种不成熟思想，或者是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或唯心主义而根本否定其理论的科学性质，或者干脆将其等同于西方传统人道主义而对此采取全盘否定态度。阿尔都塞所谓“认识论断裂说”[1]就是这些观点的典型代表。然而，此类观点和评价是值得怀疑和需要反思的。 不能否认，马克思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人本学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密切关系。这种关系集中表现在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3]222。然而，如果仅以此就将马克思人道主义等同于费尔巴哈人本学，那未免过于武断。因为恩格斯所谓“成为费尔巴哈派”，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全盘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及其理论主张，而只是意味着处在苦闷和彷徨中的两位探索者，在费尔巴哈影响下实现了哲学立场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历史转变，意味着他们既对费尔巴哈人本学持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3]222，而又要遵循费尔巴哈所指引的唯物主义方向去寻找和探究人之为人的存在和本质、地位和作用、价值和意义，意味着两位青年思想家既以费尔巴哈为中介而确立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9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同时又通过对“人本身”及其地位和意义的现实理解与实践解读而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学。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成为费尔巴哈派”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他们“超越费尔巴哈”及其“理论的人道主义”而走向“新唯物主义”和“实践的人道主义”之历史过程。 毋庸讳言，“以人为根本”是一切人道主义的核心理念，而人道主义在本质上则是一种以人为根本的“人本思想”。然而，如何理解作为根本的“人本身”及其地位和意义，不同人道主义及其人本思想却有不同解答。事实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从一开始就以“现实的人”为前提和出发点，并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根据。因而，它不仅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历史转变，而且确立了以这种“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为根本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原则，并且以此来理解和看待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意义上说，马克思人道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为根本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它既批判和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及其对人的抽象理解，也变革和超越了整个西方传统人道主义及其关于人和世界关系的抽象观念。 1.在人的存在和本质观念上，马克思人道主义变革和超越了传统人道主义。传统人道主义本质上属于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哲学范式。因而它们对人的理解和解释往往受制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它们大多不仅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而把人的本质视为某种先在的、前定的、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且也常常在二元对峙的物种思维中将人的存在和本质孤立化、抽象化、片面化和绝对化。例如：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到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人道主义，大都把人视为一种“自然存在”或“肉体的人”，而将人的本质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