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对爱好电影的人们来说也许并不陌生.docVIP

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对爱好电影的人们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他的每部作品（《旺角卡门》、《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春光乍泄》）拍得都相当出色。正如雷诺阿指出的，“一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影片。”而王家卫一直在做的正是一种个人符号体系清晰可辨的个人化书写。这六部作品可以说自成一体，构成了王家卫的感性世界。 在这我想把王家卫定位于一个“电影作者”，而与单纯的“电影导演”区别开来。安德列·巴赞最早将“作者”一词明确提出，“奥逊·威尔斯显然是电影世界中无愧于作者称号的五、六个人之一。他们自有一套对世界总的看法，往往成为影片全部环节的作者：剧作者、执导者。”而法国的“作者政策”倡导者阿斯特吕克也提出了“摄影机自来水笔”的概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者”的概念是与“导演”相抗衡的。对于一部影片来说，导演是一个场面的调度者和现场执行者，而作者却是电影风格和个性的完整体现者。作者个人的艺术世界观所形成的“小宇宙”使作品的风格具有了统一性，如果这种风格是有意义的，那么，他就获得了作者的称号。而王家卫不仅仅是他自己所导作品的编剧，也不仅仅在于他的影像的风格化掩盖了其内质，更在于他有自己的一套电影符号体系，这套符号体系通过阅读是可以清晰地辨认的。正如彼得·沃仑所说的，“作者代表了一种结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家卫成为了掩盖经典意义上的现代作者。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巴赫金曾把文本作为人文学科的“第一现实”来对待，一切以记号形式出现的都可称作“文本”。他说，“‘所指’文本，如果宽泛地把文本作为任何相联系的记号综合体来理解，那么，艺术学（音乐学、理论以及造型艺术）都是文本（艺术作品）。”从这里可以看出，不但以言词形式存在的，而且以非言词形式出现的其它艺术作品，如电影等，也是文本。下面，我将把王家卫的六部影片作为一个作者的一系列作品来进行总体上的文本分析。 在王家卫的影片中，主人公大多具有独立意识。无论是在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主人公与观众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呈现出一种“多声部”现象，也就是具有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复调”特征。 有着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枣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体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相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巴赫金在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分析中，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复调理论，即文学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是依照生活中对话的本质性而成为能够表现自己独立的观念主体；它们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作者描写的客体，是作者思想观念的表现、转达，不仅仅是作者依照自己的统一意志安排其展开情节、展示命运，表现出性格特征。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区别于他人的，具有完整价值的人。 王家卫的影片中的主人公就具有这一特点，他们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人，他们有自己相对比较自足的精神世界，而作者缩居于他这支摄影机自来水笔下的某个人物之中，化成了他笔下的某个人物，或者干脆就消失了。他们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物所具有的“思想家”特征，但由于他们大多处于社会边缘，处于被主流文化排斥压挤的尴尬处境中，故而对这个世界有着独特的感受与体悟。这就给作品抹上了一种有别于其它影片的另类的色彩。而这种个人的完整价值如何体现？“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产生？巴赫金认为，这种关系真实地存在于“我”与“他人”的对话之中。王家卫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正是过“对话”来相互碰撞，做出种种试图沟通的努力。如在《重庆森林》中，有一幕意味深长的场景。警探金城武与金发女郎林青霞在酒吧中对坐，金城武先后试着用粤语、日语、英语、国语与林青霞“对话”，只想问她是否喜欢吃凤梨，以求了解她。言语在这里只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 王家卫以这种寓言性的方式，向我们阐明了生活的本质，即在于“对话”。人类最基本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在《堕落天使》一片中，金城武所扮演的哑巴，一心想与人交流，虽然这次他没有了《重庆森林》中那样的语言天赋，但我们仍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希望与他人沟通的迫切心情。“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①而用哑巴金城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每一天你都会跟许多人擦身而过，而那个人呢，可能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知己。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任何跟人磨擦的机会。有时候会弄到头破血流，管它呢，开心就好。”可以说，正是为了达到这种“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