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儒家传统复兴与国家治理精神重建.doc

问题的关键是儒家有没有普世性、普适性，联通西方文明的自由基因。 陈赟儒家传统复兴与国家治理精神重建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3-06-08 21:33:28 进入专题： 儒家 伦理生活 政治秩序 ● 陈赟 　　 　　摘要：当代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与世界历史秩序变动相关联的“大时代”情境，因而必须从内与外、远与近的关联性视角予以观照，从而实现主权国家的内部治理与中华文明的世界复兴的双赢。在此双重视域内，改革面临着两个基本性问题：一是通过治教结构的调整解决当下的政治正当性危机，一是重建伦理生活与精神秩序。而这两个方面，都与儒家传统的复兴关联在一起。 　　关键词：治教结构 伦理生活 精神秩序 儒家传统 　　 　　三十五年持续的改革开放，使得曾经一度封闭的中国学会了在全球体系中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更新自我机体及其运化空间的能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步入亚洲甚至世界中心的步伐已经不可遏止;但与此同时，长期累积的问题也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使得中国再一次处在内忧外患、生死攸关的“大时代”情境中。深入的改革，直接解决的当然是国内自身的秩序问题，但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历史秩序的变动与重组，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非同寻常的背景与机遇。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复兴与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的危机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因而，应该从世界历史秩序变动的着眼点，高瞻远瞩地规划中国的改革。 　　对西方而言，基督教的人性理解及其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市场及其生产消费机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三合一结构建筑的西方文明，已经是人类历史最后的形式，也就是说，西方人很难想象其他的可能形式，因而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性规划，与历史的“终结症”联系在一起。从长远目标来看，中国改革担负着一项事关人类的全新任务：在业已终结的历史意识里拯救历史，探索人类生活方式的新的可能性。而从中华文明自身的演进而言，这是中国自身的提升：即接续历史上已经完成的从“中国的中国”到“东亚的中国”的进程，进一步向“世界的中国”挺进，实现从近代史上的被迫进入世界到主动地承担世界历史的使命的转变。而世界历史任何一次大变动都与对整个人类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革命与知识复兴相关联。因而，要想抓住中华民族与文明的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改革的目标除了政治共同体的内部秩序与发展以外，更要为人类层面的社会革命与知识复兴创造条件。换言之，进一步的改革规划，必须从内与外两个维度上展开，实现内外目标的共赢。 　　历史地看，整个近代史是中国从被动到主动学习西方的过程，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学习过程。第一次是汉末到唐代对佛教的八百年的学习过程，该学习过程为以《四书》为中心的新儒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新儒学的形成乃是中国从“中国的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国”的最重要条件。第二次对西方文明的大规模学习，对中国乃至对西方而言的世界历史意义现在还不容易看到，但可以断言，此次仍然在进行中的学习，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的边缘步入其中心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真正的学习不是模仿，而是将对方彻底地消化，从而发展出具有本己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今天中国的学习过程即将进入一个转折点，这就是有学者提出的“第二次思想解放”，[1]即从对西方与美国模式的迷信与依赖中解放和摆脱出来，不再仅仅从世界来审视中国，而是同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最终指向的是在对西方的学习消化中提升中华文明的创造力与普遍性。从这个视域来看，中国的改革必然要在切近与长远、内部与外部的层次上形成呼应，其围绕旋转的主轴则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强大繁荣只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依托。由于中华文明历史地形成了以儒家传统为主体的格局，因而可以进一步言之，中华文明的复兴，在实质上就是儒家文明的复兴。 　　从以上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本文提出两个切近而又指向远方、内部而又通达外部的紧迫性问题：一是制度地解决治教结构的问题，二是重建伦理生活与精神秩序的问题。 　　 　　治教结构与政治正当性危机的制度性解决 　　 　　从内部来看，改革的话语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在中国道路的最终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改革走向哪里的方向性质询不绝于耳，而且由于最终的方向不明确，改革处在缺乏最高理念统摄的状况下，因而有所谓“为了改革而改革”的困窘;另一方面，没有谁会满意并愿意停留在当前的状况之中，呼唤改革的动力仍然内在于当代中国人心的深处，它表明改革本身仍然是不得不面对的、无法拒绝的时代性要求。改革本身的这一张力意味着，正当改革的唯一指向便是关注中国的未来并面对真正的问题。直面真正的问题便不能绕开政治改革，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经济改革只不过是政治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