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儒学大会宣言：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docxVIP

中国文化的转折与开新──「百年儒学」会议宣言一、儒学的普遍性 　儒学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学问，也是中华民族不死的精神支柱。在历史上，它起于中国，但决非只为中国人所有。因为它立足于生命，主张人当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然后修养自己、充实自己，通过具体的实践，努力完成自己的本分。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自己的成长与成熟，便可担当历史运命，回应时代挑战，确立轨范，创造新思，以守护传统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胸襟广阔，思想深远，上通于古，下贯于今，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与「天人合一」；其实就是把为己之学、修身之学、立德之学、明道之学与通经致用之学、为政之道、处事之道、教化之道，合而为一。此中所展示的，并非理论与应用的关系，而是生命的成长、气质之变化、能力之提升、心量之扩阔、与对客观世界所反映的价值之洞察，知其纠结，有化解之力；推动历史，走向理想，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与人生意义。由内而外，亦由外而复归于内。关键在自己的领悟：是甚么人，就会做甚么事。这个道理，凡有生命者莫不知而喜之，乐而行之，所以有其普遍性。 二、历史的遗憾 　可惜这种强调通过个人成长、内外互动以达至内圣外王（亦含天人合一）之学，自先秦儒家提出之后，在历史上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反而不断在两端摆动，造成矛盾和断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使儒学之外王事业达于顶峰，但由于缺乏践履者之内圣工夫之支持，变成与政治利益、现实利益结合，神魔不分。如一经之疏，多至百万言，班固即评为「利禄之路然也」。结果儒家之经典愈流行，愈走向形式化，脱离生命，虽称为经学，其实只是一外壳。有见及此，宋明儒学就要把这一方向扭转，直承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点明心性，以为外王事业立根；并建立道统，以得心性之传者为正。这无疑是一大翻转，但外王方面，则乏善足陈，尽管培养出一大批士君子以其人格对抗腐败之朝政，但无补于宋明之亡。 三、宋儒之道统与儒者的命运 是内圣不足，还是外王太难？直到近一百年，新儒家起，历史又再回到春秋、宋明的老路，面临异族之挑战。在春秋时代，汉民族所面对的是夷狄，孔子要守护周文，曾一度赞许推行「尊王攘夷」政策的管仲。这并非出于民族主义，而是两种文化的差距：中国较为先进，自然不能以夷变夏。及至宋明，外患更为深重，除了北方的辽、金、蒙古之外，更有从印度而来的佛教。形势险峻，所以宋初胡安定、孙明复、石介等人，皆重《春秋》，以立王道，兼斥佛老。但王道毕竟不是通过概念来建立的，没有这种能力和内涵的人，墨守《春秋》的王制有甚么用？其后宋儒建立道统，就是要在政统之外，另立文化纲纪，以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并对抗现实政治。这可说是藉道统来支撑人道，读圣贤书，就是要挺立人格；但却形成儒者先天的悲剧性格：在现实的压迫之下，踽踽独行，令人凄酸。 四、早期新儒家的努力和挫折 　近一百年来的新儒家，从大端来说，就是继承了宋明这一个读书人的传统。尽管最早的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并没有明确归属到超越而内在的心性，只说生命意欲，但却有一股强烈的时代意识与对中国文化的爱护之情，并且身体力行，所以被艾恺（G. Alitto）评为「最后的一个儒家」。他对西方的都市文化深恶痛绝，主张革命要从乡村建设开始。但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他想象中的社会格局已经失去，他的教育事业不能不从历史中退出。继梁漱溟而起的冯友兰、熊十力，前者借重西方的逻辑思维、实在概念，重建中国的形上学，虽能自圆其说但却抽空了中国哲学的生命实感，只余下一个架子，所以遭受到后者「把本体作共相」的批评。熊十力认为：「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把传统的天人合一归结到本心、性智，以此为无尽宝藏，然后重建人之自尊与自信，对应西方之科学主义、怀疑主义、心理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打通天人之隔，立万有之基，这可说是一种继宋儒心性之学而重建本体的工作，而且不须借重西方资源。 　但是，历史不可能后退。近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其实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压力下，如何存亡继绝？这一方面是民族的，一方面是文化的。先秦儒家已经揭示：唯有文化不死，民族方可不亡，所以必须开出外王，以来远人。埋首经典，如王船山，即使提炼出真知灼见，还是要改革现实，即所谓乾坤并建。王船山不满于宋明儒的空疏，不欲再空谈心性，但不能走出传统格局，他的著述，便只能藏诸名山；一点孤怀，只能独明。由此说到熊十力，他的智慧再高，但他面对的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狄，而是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挟船坚炮利而来，全世界都承受其压力，不釜底抽薪，是无法对抗的。这不是单用传统的思维，讲「体用不二」就能去除。 五、旧格局必须打破 　这个压力是甚么呢？就是西方文化不但有一套器用、技术、社会组织、政制，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精神向往。简言之，除了科学、民主之外，还有人权、自由、宗教与哲学；单讲心性之体，是很难与西方沟通对话的。何况我们在现实上失败，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