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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妈一爸 两个妈 导读：就爱阅读网友为您分享以下“两个妈”资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对92的支持! 龙源期刊网 两个妈 作者：倪萍 来源：《金色年代》2011年第05期 姥姥说我三岁就不知羞、不知怕地在众人面前唱歌跳舞。那个时候我常跟姥姥、舅舅往返于石岛和青岛之间，我们一般是坐客船去，夜里上船，清晨到达。船票的价钱比汽车、火车都便宜，只是太颠簸。遇上风浪大的时候，差不多一船的人都在吐，只有我满船地飞跑，上下三层船舱没有我不敢去的地方，船长的驾驶舱、船上的厨房都是我常待的地儿。天气好的时候，餐厅吃完饭他们会把我抱到大桌子上跳舞，姥姥说跳到一个人都没有了，我还在那儿跳。 “姥姥，能不能说你就是最早发现了我有表演天赋的那个伯乐啊?” “可不是我，是水门口。” 姥姥在我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把我接到了水门口，是从青岛机关幼儿园的小木马上接走的。她说在全幼儿园二十几个孩子中一眼就能找到我，鸡蛋黄一样的头发只有几绺，在头顶上粘着，脑门大得吓人，眼睛不小可老是泪汪汪的，地包天的嘴像个小老太太。大姨去抱我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双腿是用布条绑在木马上的，木马下还有个小痰盂。拆开布条的死疙瘩把我放到地上，我竟然连站都站不住，即使大姨扶着也是一对儿小罗圈腿，严重的营养不良。姥姥说：“连笑都不会。” 妈妈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还是单位的团委书记，最后她只能顾上一个孩子——我哥哥，而我被放在长托幼儿园，几个月接一次。 姥姥说，怕我一辈子“不会笑”，她咬着牙把我接回了水门口。那个时候姥姥自己的小女儿才不到九岁，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树上的榆树叶子都被人吃光了，拿什么养活我这个城里的小外甥(山东等地称外孙、外孙女为外甥)? 为了小外甥能笑，姥姥把村里能借的鸡蛋都借来了。后来又把从娘家带来的一对银镯子卖了，换了一炕的鸡蛋。 “鸡蛋真是个好东西，才吃了不到一把(十个)，小外甥就会笑了。” 从那开始，无论多穷，鸡蛋在我的日子里就没断过，蒸着吃、炒着吃、煮着吃，一个吃得下，三个也撑不着。姥姥说我就像浇了水的栀子花，噌噌地往上长，夜里静的时候她都能听见我的骨头嘎嘣嘎嘣伸展着。 “会笑了”的我，笑得让姥姥害怕，见了谁还没说话先笑。笑换来了无数好吃的，一块馒头、一碗面条、一个小萝卜……给啥吃啥，谁抱都跟着走。姥姥说四岁的我就会串门了，经常吃饭时就找不到我了，谁家包个饺子蒸个馒头啥的，我准能吃得小肚子溜圆才回家。 龙源期刊网 “姥姥，你那意思，我是吃水门口的百家饭长到一米七三的?” 我至今也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水门口四年的“野生活”，继续在青岛机关幼儿园长大的我，会不会是今天的我。 水门口是个爱热闹的村庄，节日里常有剧团来唱戏。不大的村庄有个挺大的戏台，逢年过节的戏台呀，简直像炸开了的锅，那番热闹劲儿可以和如今世界上堪称最热闹的圣诞节时的纽约洛克菲勒广场媲美。 太阳一下山，戏台上的灯就全亮了，看戏的人心里也就开始沸腾了。 孩子们在大人的腰缝里挤来钻去的，嬉闹着、追打着，简直要疯了。我是这群孩子中跑得最欢的一个，常常是摔了大马趴，眼泪还没掉出来就被大人抱上戏台。“来来，城里来的小外甥，唱个小丁宝过年，唱唱就不疼了……”我毫不怯场地学着大人的样子唱上一段吕剧《王定保借当》。也怪了，好多戏我听一遍就会跟着哼。场院上晒麦子，地头里刨地瓜，谁让我唱我都唱，没完没了。 水门口的山，水门口的水，水门口的淳朴民风养育了我，我天性中最自由的部分、最美好的基因都被开发出来了。六岁的我就会锄地，就会栽秧苗，就会收割了。上河里洗衣服，从抹布到床单我都敢往河里拖，洗干净了的衣服晒在大石头上，一会儿就干透了，给姥姥洗的鞋挂在树杈上，远看像是一个人在跳芭蕾舞。 姥姥说爱干活的我挡都挡不住，谁能解释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能解释。因为我当时说了一句六岁孩子无论如何说不出的话：“姥姥的脚还没有我的大，走路干活多累呀!”我心疼姥姥。姥姥说，她从裹上脚的那一天开始直到她小外甥说出这一句话，她那委屈的心呀一下子松了，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谁想过小脚女人的苦啊? 我们的“骨肉相连”是不是就这么一点一滴地积累的?我不知道。从7岁回到青岛母亲身边读书到17岁离开青岛到济南上学，11年的城市生活在我脑子里常常是一片空白。母亲的严厉、规矩使我紧张，城里的好生活让我觉得不自由，总有客居他乡的感觉。我努力地读书、刻苦地考个高分只有一个目的：别让母亲不满意。慢慢地我变成了和在水门口时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了，不太笑、不太说话、不唱歌也不跳舞，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坐在那空想，想姥姥，想水门口。每天就是学校、家，家、学校，外面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无数次地想，等长大了自己说了算了，一定回水门口当个农民，过一辈子守着姥姥、拉着风箱、收着麦子的日子不也挺好吗? 母亲从没有打过我，可我却那么怕她；哥哥挨了太多的打，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