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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民镇：《良渚文化：虞代的考古学文化——兼论良渚文化的去向》， 摘要：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虞代，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并未消亡，而是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北迁中原建立了夏朝。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中华文明的起源至今仍是个谜题。在“九五”国家重点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2001年，“十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求更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不过学界对中国的传说时代的历史以及此期间的考古学文化都存在诸多分歧，很多关键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2007年末发现良渚古城的消息公布，震撼了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良渚古城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确证势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疑古思潮使中国的上古史框架趋于真空，我们需要在考古学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我们民族的文献资料，重建我们民族历史的开端。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有其特殊性，但绝不是虚无的，也绝不是神话学者所说的“神话历史化”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的诸多神话倒是“历史神话化”的结果。在本文中，笔者通过文献学与考古学双重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指出良渚文化实即中国第一个王朝——虞朝的考古学文化。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一、历史上曾存在一个“虞代” 我们在表述中国上古史时一贯以夏商周“三代”并提，事实上，虞代才是中国历史的开端，也是中华文明的开端。这一点，先秦时人皆言之凿凿，却渐为后人所忘却。 先秦的著作皆将虞代视作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虞夏商周”四代说在当时是通行的说法，秦汉之后言“虞”为独立朝代说者渐少，取而代之的是夏商周三代论，古今史家因此忽略了“虞代”是一个独立朝代的事实。而上世纪初疑古之风蔚起，疑古派学者将五帝乃至夏禹都划入怀疑之列，更把夏朝前的历史基本排除在信史之外。笔者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虞朝，个别学者也曾著文指出中华文明史上曾出现过一个虞代。[1]1956年杨向奎先生提出“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 [2]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之际，追溯中华民族历史的源头，对中国第一个朝代虞朝历史的寻绎和整理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的历史上曾存在一个“虞代”，这首先可通过古文献审悉之。古文献中对上古时代的虞代言之凿凿，在各种文献中古人多以虞、夏、商、周并提： 《国语·郑语》：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左传》成公十三年： 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 《墨子·非命下》： 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 《礼记·明堂位》：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吕氏春秋·审应览》： 今虞、夏、殷、周无存者。 此类称述在先秦典籍中不胜枚举，史不绝书，在此不一一赘引。事实上将虞代与夏、商并举已为先秦典籍所习见，可见这已是当时人们的指称习惯。在《礼记》、《周礼》等书中，更常以虞夏商周四代并举来排比四代的礼制。夏代之前有虞代，在先秦时代并无疑义。 在先秦典籍中，“虞代”又可与“有虞氏”相互替换。过去学者忽视虞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它只是指称虞舜一代，事实上，虞朝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包括“五帝”在内的上古诸帝皆是虞朝的世系构成。另外过去承认虞代为独立朝代的学者也往往将虞代世系与虞舜的世系等同起来，而与华夏族世系的上端割裂开来。事实上虞舜的祖先颛顼为黄帝之孙，虞朝世系与五帝世系是相印合的。 关于虞代的积年，徐鸿修教授根据《韩非子·显学》中“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的记述，推断出“虞代积年约在公元前3300～公元前2100年间”。[3]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中国夏代起讫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准此，虞代积年也相应为公元前3600～公元前2070年。 二、良渚文化是虞代文化 既然虞代历史在文献中有确凿的记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考古学上找到依据呢？一种考古学文化与一个族群并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但通过研究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特质却能寻绎到上古族群的讯息。笔者的研究发现，中国东南的良渚文化正是虞代的考古学文化。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200年的考古学文化，浙江余杭良渚被称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块圣地”。 [4]2007年11月底，专家公布了发现良渚古城的消息，其为同时代面积最大的古城。[5]虽然古城的年代及性质一时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6]但考古学界以无可质疑的回应维护了良渚古城的尊严。笔者认为良渚古城的年代无可质疑，这可由古城的地层关系得到确证，并且很可能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应与反山墓地、莫角山遗址的兴建时间一致；而其形制与建筑理念无疑是中国国都的滥觞。良渚文化时期已形成礼制，这是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源头；[7]［30—42）而当时社会形态的分化已出现明显的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