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 赏析金锁记 赏析.doc

用短短两年多时间成就文坛一生辉煌的张爱玲，以她天才的书写在沦陷的十里洋场的废墟上盛开了一朵奇异的蔷薇。在《金锁记》里，她看似漫不经心其实精雕细刻了一个多余、复杂的人物——曹七巧，这一形象颠覆了对“母亲”的经典阐释，解构了女性仁爱的言说。“‘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1]也许受幼年时期母爱缺失的影响，这尖刻的言辞之下是张爱玲对女性神话的消解。在中外文学史上，父慈母爱、手足情深历来是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传统文化更是高扬“孝悌”大旗，吟咏人伦亲情。然而，经年建构的华屋美厦却在张爱玲“苍凉的手势”[2]中轰然倒塌。作者以悲悯的情怀阐释了特殊场域中母爱缺席、亲情沦丧的残忍，以曹七巧的可怜、可悲、可恨、可叹留给后学一个难解之谜，表现出作者对人性的失意，对女性的失望。“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丢了半条命。”作者对七巧变态母爱的铺陈，表面看来是指斥，黄金牺牲品的曹七巧竟然把更深重的枷锁架设在一对儿女的脖颈上，使他们生命的青草地荆棘丛生、温情尽失，是何等可恶？而圣洁的亲子关系被还原成普通的人际关系，披着的是道义慈爱的华服，里面却缀满自私、阴骘、虚伪、冷酷的虱子，又何其可悲！所以，过往的众多评论者均从性恶的角度阐释七巧，认为她“做了情欲的俘虏”[3]，“心狱的女奴”，被看作是“戴着枷锁舞蹈的女人”[4]，是“母亲形象的错位与异化”[5]，是“人性的毁灭”[6]，是“天使的坠落”[7]等等。《金锁记》也因此被视为一个人性原罪的故事，一个金钱报复的故事，一个禁锢情欲的故事，一个疯狂物欲的故事，一个害人害已的故事！但笔者认为，通过文本细读可以看出，张氏在刻画七巧时是怀着深沉的悲悯和同情的。她以纤细、敏感的笔触揭示了在男权话语霸权时代女性被边缘化、被妖魔化的假象，昭示出女性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公命运，是一曲旧时女性的挽歌！西蒙·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曹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怪胎，在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礼法束缚的封建社会，她出身平凡，幼失父母，哥嫂势利，不得不消隐灵魂、贱卖青春，也由此造成她爱不能得，恨难以舒，在极度压抑中不断磨蚀、异化自己的人性。不管是在娘家孤苦无依、操劳任怨的少女生活，还是在婆家饱受的冷语白眼、欺凌损害，她都不可能有宣泄的对象和场所。尽管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她的粗俗取媚、蛮横无理，甚至她的悲苦无助、孤独苍凉，但我们分明感到她只是一个多余人，一个游曳在深宅高院的身体无依靠，精神无皈依的模糊影子！没有自己的地位，没有做人的尊严，最多只是作交易的筹码，被嘲弄的对象。丈夫早逝后，在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她唯一能抓住的只有那对不是她想要的儿女了。在他们身上她的希望与绝望交织，痛苦与欢乐并存，怜爱与毁灭相生。她给了他们最自私最残酷的爱、也带去最没有生趣没有未来的生活。一方面，她象一只可怜的母鸡用无力的翅膀庇护着幼稚，害怕他们受到外界的任何一点伤害；另一方面，她又无法忍受任何人夺走他们，即便因为幸福。他们只是她苦难生活的见证，是她无望未来的慰藉，是她身份能被认同、情感可以寄托、仇怨得以消解的指向。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泼辣刚健疏于礼教的个性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童年的生活、情感体验会影响他的终生，甚至会决定他的气质、性格、命运。如果七巧出身贫寒人家，性格内向懦弱，安于庸常生活，她也可以有衣食无忧、平凡宁静的一生。但偏偏她不是！她生于市井小贩之家，是麻油店西施。自幼父母故去，跟着势利、世俗的哥嫂长大。柜台前机械的笑脸，高声的吆喝，麻利的操作；大街上寒碜的穿戴，打情骂俏的戏乐几乎是她的全部生活。在她身上既有少女的本真，也有商人的世故。“黑腻的柜台，芝麻酱桶里竖着木匙子，油缸上吊着大大小小的铁匙子……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犹如旷野中一株自由生长的小草，先天营养不足，后天又饱受风沙侵蚀。七巧既没有受到学校、家庭严格的礼法教育，更缺乏少女应有的规范和约束，因此性格倔强暴躁，行事自私任性，说话尖酸刻薄。正是因为这些性格缺陷使其处世不能通盘考虑，做事易走极端，往往只关注个人的得失，不计任何后果。所以她顶撞兄嫂，觊觎妯娌，讥讽小姑，打骂仆人。全然没有传统女性那种温、良、谦、恭、让的德行。在那个男权中心时代，她的所作所为只能是悲剧温床，情爱的毒瘤。于是她被亲情贱卖，成为势力兄嫂与豪门结亲的贺仪；被爱情搁置，被所爱的废物一样的小叔子出卖；被儿女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