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捷径”.doc

读书的“捷径” 汪丁丁　　读书原本是没有“捷径”的，无奈，消费主义的时代，干什么事情都讲究走“捷径”。由于人的记忆和知识传统的“路径依赖性”，这个“捷径”只能以概率的方式存在，而不能确定地找到。 　　例如，某读书人读了一本书，即便发现不好，也无法把它“不读”掉。事实上，至少按照心理学德国学派的大师埃宾浩斯的看法，这书的影响将永远留在这人的知识传统里（知识传统当然比读过的“书籍”要广阔得多）。以后再读到一本好书，那好书的影响必须要与这坏书的影响交互作用，才对这人的知识传统的下一步路向发生影响，也为下一本要读的书铺垫了理解的前提。照这个样子走下去，到死为止，这人沿着其知识传统的演变路向所读的一切书籍，算是构成了一条读书的“路径”。 　　上面所说的“知识传统”演变路向，不仅与读过的书有关，更重要的，它与读书人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悟有关，因为读书是注意力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一本书，必须引起我们的兴趣才可能吸引我们把一部分注意力分配给它，而“兴趣”是与生活中发生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紧迫的生存性的问题以及我们对人生意义的领悟密切相关的（参见汪丁丁“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读书》一九九八年四月）。“路径依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读过的书反过来影响我们所追求的生活的方式，于是改变我们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悟。而后者再继续影响我们感兴趣去读的下一本书。 　　因为读书的路径具有“路径依赖性”，所以即便有了生活的目标，为实现那个目标的最佳读书路径也只是“存在”而已，它并不确定性地展示给我们，无数的偶然，无数的可能，无数的作用方式，都可以改变我们将要遇到并且有兴趣去读的“下一本书”。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让我想起阿罗的话：没有人能够知道“知识过程”的最终产品，除非他就在这一过程之内并且跟着这一过程走到了尽头。 　　尽管如此，我还打算谈读书的“捷径”，我所理解的读书的捷径，是针对着我读书的目的而言的。仅仅针对一种目的而言：读书是为了对某类问题想得比以前更清楚。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读书的目的，是“理解”。对特定问题的理解当然受到我们对生活的总体理解的影响，我们对生活的总体理解甚至决定了我们所能够提出并有兴趣去理解的那些问题，世界上有不少书就是为了那些愿意理解特定问题的人而存在的，如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读也是白读的。或如孔子更早以前所断言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以及“不可与言而与言之，失言”。换句话说，没有思考过这书里讲的问题的人，即便想要理解这书里讲的思想也是枉然。 　　于是比读书的目的更加重要的，或者可以称作读书的前提的，便是关于“问题”的意识了。如果读书的注意力预先并没有指向这本书的问题的方向，阅读就难以引发“视界融合”。伽达默尔显然比海氏谦逊得多，他强调每个人的历史性和这历史的多元性所意味着的各种可能方向，所以通过读书而引入问题意识是可能的。 　　读书与问题有密切的关联，读书甚至首先是引发问题的过程，读书甚至不必在乎读的是什么书，只要阅读过程足以引发有意义的问题。更进一步引申，类似与费耶本德所争辩的理由，读书与理解之间甚至可以只有偶然的联系，如同梦境可以引导出“苯环”的结构那样。因此，读书的捷径可以是“计划”，也可以是“随机过程”。每个人的读书路径其实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只不过在“随机过程”那一极端，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或“规律”可言，从而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 　　在读书路径的“计划”这一端，我想到了两条可以称作“捷径”的读书方法。其一谓“兼听”，其二谓“好古”。 　　就其一，我打算指出两种基本的“操作”途径：（1）同时阅读相互冲突的各种论点，哪怕这意味着同时阅读许多本书。（2）只阅读其中一种论点然后转去读其他不相关的书，之后，由于偶然的机遇，或许再回过头来读以前的书里论及的其他论点。在这两种途径中，我认为第一种是更有效的途径，尽管没有人可以完全避免第二种途径。 　　我的根据如下：（1）一个问题对阅读者是否真有意义，一方面依赖读者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悟，另一方面依赖于在读者面前展开的不同论点之间的充分对话。这条根据的前半部分支持上述的第（2）种途径，后半部分支持上述的第（1）种途径；（2）对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的理解是一个连续的思想过程，记忆与学习的时间特征决定了保持这一过程的连续性比把这一过程随便地切割为片断更有利于理解。 　　上面的两个根据，前者是从我一贯信奉的“对话的逻各斯”那里推论出来的，后者则基于我对心理学、脑神经生理学、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的理解。 　　关于“对话的逻各斯”，今年十月，博奕理论家鲁宾斯坦发表了文集《语言与经济学》，其中一篇论文与我信奉的对话的逻各斯有关（Ariel Rubinstein，Economics and 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