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doc

辽东学院2009届本科毕业论文 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 摘 要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文坛上涌现出大批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而“三曹”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各领风骚。他们总起来，构成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格局；分开来，又各以其独特成就傲视文坛。把握了“三曹”，就把握了建安诗歌的核心，把握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把握了五言古诗“彬彬之盛”的一个时代。本文以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三曹”的文学作品，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对个人人格、文学情趣、创作道路的影响揭示“三曹”诗歌在创作形式、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诗歌风格这些方面的差异，充分肯定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价值。在通过诗歌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文学素养，还能拓展认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一定了解，初窥学术门径。 关键词：“三曹”诗歌；艺术特色；差别；原因 建安时期文巨匠“三曹”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除了时代的群体的总体特征之外，也具有很强的个体的个性特征。以五言为主，亦有四言、杂言等，而以五言成就最高，为五言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至魏初的一段时间。开始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独特艺术个性受到文人的重视。首先不依经傍典而直达所怀。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抒写情志畅所欲言，力求充分表现自我，。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汉乐府和“古诗”，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的乐观精神，也有命运无常、人生苦闷。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但总的来看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立功业、拯济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后人标举“建安风骨”。父子文坛的曹操，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文才富艳，华丽， 从艺术形式上看，诚如萧涤非先生言：“曹氏父子之产生，实为吾国文学史上一大伟迹，曹操四言之独超众类，曹丕七言之创为新体，既各擅长千古，五言之集大成，子建尤为百世之宗，以父子三人而擅诗坛之三绝,宁非异事？”③ 曹操四言诗独超众类，现存诗歌21首，全为乐府诗。四言体从《诗经》以后已逐渐衰落，两汉文人的四言诗也鲜有成功的作品，曹操却写出很多四言名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都是复兴四言诗的佳作，使古老的四言诗得以重新焕发青春。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谓“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范文澜也曾这样评价曹操:“四言乐府，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④同时曹操诗歌大多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在《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基础上推陈出新，用乐府旧题叙写汉末社会动乱，抒发人生理想，确实是一大进步。不仅如此，曹操还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根据诗歌的思想内容适当地调整形式，如《薤露行》、《蒿里行》本为古代丧歌，均系杂言，而曹操用五言来写，反映自己对人生短暂而事业无限的矛盾，抒发了他的雄伟大志。鲁迅先生说曹操是“改革文章的祖师”⑤，不仅指他的散文，同样包括他的诗歌创作。 曹丕现存诗44首，其中乐府诗占55%，他对各种诗歌形式都曾做过大胆尝试，四、五、六、七、杂言无所不能，这与他从小广博知识、学习前人成果有很大关系。他的《燕歌行》二首，开中国诗歌七言诗先河，在这之前，七言形式在汉代民歌中虽已出现，但还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真正完整的七言诗是在曹丕笔下完成的，故萧子显谓“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萧涤非更是高度评价曹丕七言诗“为吾国诗学界开一新纪元”。⑥曹丕以前，仅孔融有3首六言诗，其余不见六言踪影，曹丕六言诗对后世，诸如王维、王安石、马致远等人的六言诗有深远影响。五言诗更为曹丕所大量运用，占现存诗歌的一半以上。杂言诗《大墙上蒿行》，洋洋洒洒数百字，句法参差，对后来的长篇歌行有很大影响。 曹植五言诗卓绝，多数是抒情诗，现存诗96首，乐府诗占53%。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但毕竟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经“三曹七子”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成为中国诗歌主要体式之一。因此，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并以其众多的数量、上乘的质量，奠定了五言诗在诗坛的牢固地位，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名都篇》都是五言诗。 总之，“三曹”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各有因革，各占胜场。从父子三人身上也不难看出，虽然其诗皆多乐府，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