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公共危机管理案例.doc

从温州723事件谈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提速并非数字加减，而应服膺乘客安全。那一组报道中，我们传递了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黄强的预测：“到2012年，坐火车像坐公交车一样随到随走，基本上每个人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因为三年内，国家将投资1.3万亿元，建设“四纵四横”的客运专线，实现客货分离，在这“四纵四横”上，人们几乎可以畅通无阻直到7月23日，直到甬温线上的两百余伤亡我们知道了，高铁上的中国，沉重如斯提速并非数字加减，而应服膺乘客安全。发展并非财富累积，而应服务民众福祉当人们指责那个上级的“死命令”从头学起、不识德文的李东晓必须在10天内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当人们指责一篇报道的作者小视德国专家迈克斯强调安全的严谨和倔强，我们也要反躬自问：难道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高铁一域？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难道没有各种上升数字的焦躁？盘桓在我们内心的，难道没有重价格轻价值、重数量轻质量、重结果轻方法的虚浮？难道我们都没有过忽略精致谨严、追求大干快上？任何机器，都只不过是个辅助系统，它只能作为参考。机器总有盲点，只有人，才应该是主导。7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会议要求“调查处理工作要公开、透明，结果向社会公布，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经过调查和实验，动车信号技术和设备可以说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员和管理的问题。同样的设备在别的地方也在用，都没有出现故障。原来一直说事故是技术问题，但现在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组织管理问题。设备坏掉了，人工操作也出现了问题，这些都不是技术的问题当地管理部门的问题，那么好的设备交给他们没有好好管理和使用，造成设备坏掉了。设备坏了之后，人工操作也出现问题。同样的设备在别的地方也在用，都没有出现故障。当时7分钟雷击了100多次，历史上是没有的，这是一个方面。但组织管理问题是主要问题整个管理体制和观念都有问题客观地说，我国在应对危机管理方面尚未形成一个全面系统地制度性框架，原有的危机对策实践还主要局限于针对战争及国内政治安全领域，在自然灾害尤其是突发性灾害的应对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危机管理仍然是运动式而非自动化的。当危机爆发时，临时成立一个班子，采用政治动员方式搞人海战术，而且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在短期内控制危机。由此而使得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沟通不畅，协调不一致及处理速度过慢等问题。，危机意识淡薄，公众大多缺乏危机发生时的自救能力和基本常识；政府缺乏系统的战略和政策规划，组织化保障体系和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财政资源配置不合理；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与训练机制不健全，法制缺失等，这些都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中存在的明显问题。发现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为此，我们需深入探究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方可做到标本兼治，把一切可能的危机消灭于萌芽之中。在当今“小政府，大社会”的背景下，政府能力的制约亦使得公共危机管理的难度加大。而公共危机的多样化使得对其的应急时刻处于备战状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又使得危机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加剧。同时，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人民之间缺乏协作配合机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诸多问题的产生。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思维意识或认识方面的问题。 在我国普遍存在一种缺乏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现象。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不能把“危机”与社会主义国家联到一起，甚至不敢直面现实生活中各种潜在的和显现的社会危机，常常用“假语言”谈论真实的危机问题，导致我国从政府到社会、从群体到个人，严重缺乏危机和危机管理意识。诚然，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难以预测，但其从萌生到爆发都有一个过程，一般情况下，在事前都会出现一些征兆，只要人们关注、留心，就可能捕捉到。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偶然事故”，往往是我们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长期存在漏洞造成的。国外公共危机的宣传教育工作非常扎实，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美国可能爆发危机的地址进行统计，并印发给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类组织和公众等。类似宣传教育的大力实施有效提高了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应对技能，降低了危机的破坏程度。 第二，政府能力的制约。 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宏观调控、资金资助以及协调组织方面虽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随着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格局以及政府职能重心下移的发展趋势，单纯依赖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而忽视其它社会组织的功能已成为过去。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目标中，经济目标和经济职能有余，公共服务与社会目标不足。各级政府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提供方面，政府缺位，供给不足；一方面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方面，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在公平分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