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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纶隆庆元年北上御“虏”原因初探
摘 要 抗倭名师谭纶在明朝的抗倭战役中建立不朽的功勋,然而相对于学界对统属关系的戚继光的丰硕研究成果而言,对于谭纶的研究关注度较低。本文以明蒙关系演进为视角,对谭纶隆庆元年北上御“虏”的原因进行探讨,指出谭纶北来是明蒙关系演进与隆庆朝整顿北方边务的必然结果,期望引起学界对谭纶研究的关注。
关键词 谭纶 明蒙关系 隆庆元年 御“虏”
中图分类号:K81 文献标识码:A
谭纶,字子理,号二华,谥襄敏。江西宜黄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卒于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享寿58岁,一生经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的时光。在这半个多世纪中,贯穿明朝整个历史时期的两个大问题――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北方和蒙古族的关系问题,显得异常突出。而谭纶主持兵事30年,南歼倭寇,北御鞑靼,以毕生的精力为明廷成功解决“南倭北虏”问题做出贡献。清人对其评价为:“纶沉毅知兵……终始兵事垂三十年,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尝战酣,刃血渍腕,累沃乃脱。与继光共事齐名,称‘谭、戚’。”①然而相对于学界对戚继光研究的丰硕成果而言,对于谭纶的研究未免显得冷清。本文尝试以谭纶隆庆元年北上御“虏”的原因为切入点,期望引起学界对谭纶研究的关注。
根据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欧阳祖经所撰《明谭襄敏纶公年谱》,嘉靖二十三年(1544),谭纶25岁时中进士②,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36岁的谭纶“升台州知府”③,嘉靖四十三年(1564),“闽中永宁”④,当时四十五岁的谭纶,已经历过台州、宁波、江西、福建等地抗倭活动,经过与俞大猷、戚继光、刘显、汤克宽等名将共同努力,终于在嘉靖末年平息了浙江福建两地倭患。此后,谭纶与戚继光一同北调蓟辽前线,从根本上改善了蓟辽一线的边防形势,掌握了对蒙作战的主动权。⑤《明史》这样说:“纶练兵事,朝廷倚以办贼,遇警辄调,居官无淹岁。迨南寇略平,而边患方未已。隆庆元年(1567),给事中吴时来请召纶、继光练兵。诏徵纶还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⑥从这段话,可以得知,谭纶北调蓟辽戍边,一是缘于他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抗倭经验,可以委以御“虏”重任;二是由于明朝此时东南沿海倭患渐次平息,而北部边防形势迟迟未有改观,亟需谭纶、戚继光这样的干练之才整顿边防;三是由于吴时来的举荐之功;四是隆庆帝同意了吴时来的建议,“诏徵纶还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
那么,吴时来是在什么背景下举荐谭纶、戚继光?为什么他的建议获得了隆庆帝的首肯?这要从明朝的“北虏”问题说起。
一
吴晗先生在《明史简述》中提到,贯穿明朝整个历史过程的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倭寇问题,就是日本海盗的侵略。这是外部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了整个明朝历史;另一个是内部的民族关系问题,主要是明朝和北边蒙古族的关系问题。当时有所谓‘北虏’、南倭的说法。”⑦历史表明,明朝与北元蒙古部落的长期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军事冲突,几乎与明朝历史相始终。
早在14世纪中叶,明太祖朱元璋打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南征北战,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政权。然而“元人北归,屡谋兴复。”⑧ 企图卷土重来,不断向南进犯,构成对明朝的严重威胁。在此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与明朝隔长城相望的北元蒙古部落不断地骚扰明边,形成有明代所谓的“北虏之患”。洪武年间,立国之初的明廷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经过洪武元年、二年、三年、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一年等多次军事行动,使蒙古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敌益衰。太祖亦封燕、晋诸王为边藩镇,更岁遣大将军巡行塞下,督诸卫卒屯田,戒以持重,寇来辄败之。而敌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拿,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有鬼力赤者篡立,称可汗,去国号,遂称鞑靼云。”⑨这段文献中所说鬼力赤篡位称汗发生在永乐初年,当时蒙古分为三大部,即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永乐七年(1409)七月,成祖命丘福率骑十万北征,袭击北元汗庭于克鲁伦河下游一带,结果全军覆没。此后成祖以鞑靼、瓦剌为主要打击目标,先后五次亲征,史称“五出三犁”。虽然未能达到彻底摧毁北元政权的目的,但是给后者造成很大的军事压力,削弱了蒙古三部势力。“使其不敢南牧,更不敢定居漠南,终永乐朝‘虏不敢近边’。这种‘漠南无王庭’的局面保障了明朝北部边境的安全。”⑩
成祖以后,仁、宣虽然守业有成,但武功方面远不及成祖时期,“既没有扶弱抑强制约蒙古的魄力,也没有足够的物资和强大的国力征讨蒙古,不得不改变对蒙古的政策。一方面收缩北方防线,集中兵力加强防御;另一方面不再介入蒙古之事,抚辑鞑靼、瓦剌两边,避免发生冲突。明朝政策的改变,给瓦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瓦剌得以坐享明朝击败鞑靼的成果,又不必担心明朝的抑制。”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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