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全球再平衡下的中国据经济增长前景与政策选择.doc

全球再平衡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政策选择（上） 2012-02-24 　　内容提要：2012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度再平衡和多重周期叠加共振问题。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背景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等因素是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增长动力的缺失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内因素，而执行严格的紧缩政策，促进财政、国际收支和生产消费的平衡是全球重新步入稳定增长轨道的重要保证。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内部，只有实现沿着现代服务业发展、绿色更新周期下的传统产业更新改造和消费升级等重大发展取向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消除影响居民消费、产业层次提升的体制、政策壁垒，建立起市场创新机制，才能实现内生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稳定金融，结构性改革 　　2011年初笔者在《现代经济探讨》发表的《后危机时代均衡路径》的讨论（张平、戴磊，2011），已经指出旧的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个根本变化越来越深地影响了中国，中国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预计2011年会降低到3%以下，似乎外部冲击会变弱。事实上从2008年到现在，全球进入到持续深度再平衡调整过程中，中国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短期内中国靠宏观刺激政策抵御外部冲击，但缺乏结构性改革，在持续危机冲击下，短期需求政策引发了很高的宏观成本，如通货膨胀、高房价等，必须要加快结构性改革。2012年中国既要继续抵御短期外部冲击和进一步防范内部累积的宏观风险，又要加快结构性调整。利益结构调整和创新激励，这是一个发展与转型的挑战。 　　2012年，发达国家特别是欧元区增长举步维艰，欧盟委员会将2012年欧洲经济增长率从1.8%下调至0.2%，因欧盟出现严重长期衰退和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陡然上升，由此将引发全球资产价格的深度调整。2012年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以稳定资产价格为主，欧洲依然致力于抑制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美国则需要同时稳定金融和扩张就业，新兴市场国家也进入了自我再平衡，因此稳定求发展成为全球经济2012年主调。中国经济也不例外，国内通胀态势已得到遏制，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放在稳定金融上，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国际形势恶化，货币政策应结束紧缩回归中性以保持宏观调控的弹性空间，财税体制应加速改革和税收政策激励实体创新、产业并购整合、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改革。 　　一、全球“再平衡”的持续冲击 　　从理论上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不是偶然现象，是经济体在过去长期增长中结构问题累积的总量结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生产的无限扩大和私人购买能力不断下降之间的矛盾，马尔萨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缺少了地主阶级的消费，凯恩斯说大萧条的根源是消费和受“动物精神”支配的投资下降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经济危机都是经济发展从一个阶段向一个新阶段迈进的风向标。因此，只有把握住每次经济危机的本质，才能变“危”为“机”，为后续增长扫清障碍。 　　本轮经济危机也不例外，只是反应的问题更为深刻。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了黄金时期。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才结束了这一“大繁荣期”，这一大繁荣的缔造者是美欧日发达国家。欧洲通过不断举债的方式建立了国家福利体系，不断推高消费水平，而美国依靠金融工具刺激了私人举债性消费，以此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并推动了全球化和建立了全球化的分工体系。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刺破了私人举债消费的泡沫；2010年欧债危机则挤破了国家社会福利泡沫。发达国家无法带动全球经济，其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到2013年将让位于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从2008年后已经跌到30%以下（IMF，2010）。因此全球经济的分工体系变化，决定了全球经济将进入持续再平衡过程。 　　欧洲福利建设需要以大量的公共支出作为保证。发达国家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大幅度提高宏观税率水平。发达国家平均宏观税率水平从二战前的23%左右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45%，瑞典、挪威、奥地利等国家的宏观税率更是超过50%，甚至达到60%，意味着居民收入的一多半要上缴税收。对于福利竞争的追捧成为政府选举制胜的重要砝码。当财政收入已经不能满足福利支出需要时，政府转向债券市场，通过借钱搞福利。国内债券只涉及到国内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无非是将收入的一部分缴税、一部分借给政府用于增加公共产品，尤其是公共福利供给，缴税和借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借债只是将左口袋的钱拿到右口袋。除了缴税和借出，居民收入剩下的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宏观税率和政府借债增加的本质只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居民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条件中的边际替代率和边际转换率沿生产可能性边界进行调整，居民的福利未必会增加，但也不一定受到损失。只有当债务转向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借外债来搞福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