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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庄子的超越精神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庄子超越精神的逐层分析，旨在深入理解庄子的思想内核，并再发掘庄子超越精神对现代社会的启示，使人从封闭的心灵中超拔出来，培养一个开放的心灵。 　　[关键词] 庄子；超越；人生困境；逍遥；审美 　　【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0-217-2 　　纵观人类文明的历程，对现实的执着坚守和超越现实的精神寄托是任何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都固有的两个层面。儒家执着地探索和践行现实人世的问题，积极地寻求社会发展的解决之道。道家叛逆地在人世之外开拓出一个看似飘忽却能让人的灵魂诗意栖居之地。李泽厚先生把道家思想归结为“人的自然化”，把孔门仁学归结为“自然的人化”。中华文化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补充整合和结合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不断反思中，得以日臻完善。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庄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将自由与超越的问题纳入哲学视野的哲人，其思想内核可谓最具审美超越意味。他将老子自然本体之“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故老子之道为‘实有状态’……而庄子则纯为‘境界状态’。” 　　一、超越精神的分析 　　（一）人生困境 　　伟大的哲学家无不具有浓烈的现实关怀，庄子的“逍遥于天地之间”并非要超越到脱离时空的永恒、超越具体事物的抽象王国里去，正相反，“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的思索。”这种对人生的思索，不同于儒墨贤达们把救世的理想寄托于君主的英明之举，以实现社会的政通人和、四海升平。庄子正是立足于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试图在个人的精神领域寻找摆脱凡愁俗欲之路。 　　1.生死之限。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人类始终无法跨越的界限。如海德格尔所言：“人在死面前无路可走，并不是当出现了丧命这回事时才无路可走，而乃经常从根本上是无路可走的。只消人在，人就处于死之无路可走中。”面对死亡既然如此束手无策，何不“以死生为一条”（《德充符》），“死生存亡之一体”（《大宗师》）。如此旷达，故其妻死也能做到“鼓盆而歌”。 　　2.命定之限。庄子思想中的“命”，如同衣小不能怀大，绳短不可汲深，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但也不必畏惧甚至诅咒“命”。正因此，相对于有限的自然万象，只有宽广的胸怀、放达的视野才能带人进入无限之域，去好好经营自己的“命”。不以生为乐，不以死为悲，顺其自然而已。即庄子所言：“安其性命之情”。显然，“安命”无法改变人的生存现状，甚至会消磨人的斗志。但是对于那些命运多舛的人，无疑是一种心灵安抚。 　　3.自我之限。人虽秉精气而生，却时常自我设限，画地为牢，庄子明确指出，这恰恰是人的精神得以畅游的沉重负累，所以他强调“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而且，人固有的知识和经验，往往会使欲望推波助澜，以至于溢出于各自性分之外。故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这种对情欲的一味否定，完全是反传统的，虽易被理解为逃避社会的孤芳自赏，不能“以天下为己任”，却可以给人性以深刻的反省，给灵魂以洗礼和救赎。 　　（二）“逍遥”之乐 　　既然人生有如此多难逃的困境，而追求自由又是人的本性，身处乱世却心怀苍生的庄子无疑对自由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望。《庄子》开篇就以热情奔放的抒情、浪漫恣肆的想象，为理想的自由乐园构建了一幅幽渺玄远的神境。“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庄子所讲的飞行当然并非实体意义上的，而是不“以物累形”，不“以心为形役”的逍遥之快。“庄子用自由的飞翔和飞翔的自由来比喻精神的快乐和心灵的解释，是生动而深刻的。” 　　庄子“逍遥”之乐与“天”和，“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这种超越红尘、超越喜怒好恶的“乐”，不同于孔子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不是孟子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乐。儒家对己是乐，对家国天下则充满忧患意识，即忧与乐是共生共存的。但庄子为得至乐与天乐，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忧乐，成就了自由主义的人生之乐，而非儒家带有深切责任感和群体主义精神的仁义之乐。故摒弃感官带来的固有成见，冲破成败得失带来的过分执着，在只有自己灵魂的世界里，找寻失落的自己，与万物相融通，“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齐物论》），即“吾丧我”的状态。此时获得的，便是“天乐”，便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至高境了。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游”是以摆脱一切“有”，指向绝对“无”为存在基础的。“盖因唯有绝对的混沌、无个性的‘无’，才有在时间上的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无来无往，以及在空间上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至爱无疆的宇宙生成。” 庄子把对自由精神的追寻落实在更易把握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