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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精神卫生立法多重难题 　　观点交锋：破解四大难题 　　难题一：不是传统意义的一部法律 　　精神卫生法，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它是一部解决精神病人问题的一部法律，因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从广义上理解：把精神卫生立法提高到全民的健康促进，它实际上是一部适用于全中国人的法律。 　　杨甫德说，它重点关注的是精神障碍患者，但也关注普通公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发展精神卫生事业，规范精神卫生服务，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基本权利。 　　另外，还要关注大众的精神心理健康，促进精神障碍预防。预防和促进都是针对普通公众的。因此，这不仅针对精神病人，而且还是适用于普通人的一部法律。 　　难题二：自愿还是强制住院 　　精神障碍严重的患者，会丧失自知力，并对自己的病情、预后、后果等产生一些判断上的失误；他会否认有病，不愿意接受治疗；甚至还会出现伤害自身，危害社会的行为或危险；有可能就牵涉到强制，并限制他的自由，甚至要强迫接受治疗。强迫治疗会涉及到人身自由的限制，就是非自愿。非自愿一定要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而且还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明确规定。 　　但是该尺度怎么去把握？松了，可能会出现危害，危险行为；严了，会出现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此外，非自愿住院程序的设置，启动条件，启动程序跟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也成为一大难题。 　　难题三：司法鉴定还是医学鉴定 　　“一方面，要平衡好自愿住院和人身自由限制的关系；另一方面，还不能和现行的法律、法规相冲突，这也非常难。”杨甫德说。 　　精神卫生立法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意见认为，需要引入司法的程序即：在就诊时，非自愿住院的权利保护。针对不同的意见，应该有更多的救治途径。因此，在卫生部、国务院层面写的都是司法鉴定，患者个人或者监护人，如果对诊断结果不同意，就可以申请司法鉴定程序。但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司法鉴定只能由公、检、法系统来启动，个人无权启动。 　　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一个重大调整，把司法鉴定改成了现在的医学鉴定。“这个程序讨论了很长时间。”杨甫德说。 　　难题四：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心理咨询人员主要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准入，颁发证书。目前，取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的人员，大约有几十万人。而全国精神科医师，只有2万人左右。他们在取得执照之后，继续教育、注册和质量的提升，都缺乏医疗机构系统的培训。 　　《精神卫生法》对心理咨询人员、心理治疗人员都作了一些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指对社会公众提供心理咨询，促进大众的心理健康；心理治疗人员，只能在医疗机构内开展工作。不论是心理咨询人员，还是心理治疗人员，都不能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药物治疗。 　　杨甫德认为，精神障碍患者需要得到及时、综合地救治，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只是精神科医生综合治疗的一种方法，尤其可能需要药物干预，或者一些其他物理手段进行干预。单纯的心理治疗，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一些严重的心理障碍，精神障碍患者。 　　财政保障：确定四类人群 　　财政保障是立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通过法律的规定，明确应该保障哪些群体。最早在国务院讨论的时候，有不少专家提出，杨甫德也多次表示，财政保障写的太模糊了，形同虚设。但是在最后出台的文件里面，做了很多改动。 　　合理保障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设施。我们国家精神病院发展整体比较落后，而且在医疗卫生系统，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无论是房屋、硬件设备、还是固定资产，都是非常匮乏的。有些医院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建过房，买过设备。 　　保障人力资源。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职业治疗师、康复师等从业人员，都非常稀缺。我们国家的GDP是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护士，床位资源，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显然，这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对称。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享受医疗卫生服务，往往都是终身的。和其他疾病不太一样，一旦政府明确哪些人群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服务，包括药物治疗等，那将是一笔很大的投入。 　　保障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目前，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待遇只相当于同等、同级综合医院的1/2左右。为了让从业人员更有积极性地工作，这需要政府的积极保障。这个行业不仅辛苦，而且受到的伤害风险要比综合医院的医生更大。 　　杨甫德介绍，这四个方面亟需财政保障的问题，在最后出台的文件里，基本也都得到了明确。 　　面临重任：管理四大挑战 　　杨甫德说，精神卫生法表决之后，从中华医学会精神科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到卫生部先后组织专家讨论了5～6次，大家整体上认为，现在的法律是比较完善了。 　　当然，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挑战并不是说这个法律不好，而是该法律让我们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