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历史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的内涵式向度.docVIP

从社会历史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式向度 作者：侯选明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5期 摘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提升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引领整合能力，其中一个关键是发掘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内在的精神品质。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内涵，发现这一内在精神主要表现为: 自觉的批判意识、积极的建构意识和对“人的发展”的普遍关注;这也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基本要求。因此应当在批判性、建构性与人的发展这三个基本的内涵式向度上，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取向的社会发展路径。这种谋求社会发展的实践，历史上缺乏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现实中还面临着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挑战与挤压。因此，更需自主自觉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1]。这就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理论创新，特别是指导思想体系方面的创新。 因此，深入推进以中国化为基本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从而提升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指导力与引领力，就非常重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化、时代化等方面出现了相当繁荣的研究成果。但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整合社会力量、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发展实践的能力却相对弱化；除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方面复杂的原因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自身是否也存在某些问题？因此，从理论体系内部进行审视，从理论内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就非常必要。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及其问题 提出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初始性文本，主要来自于艾思奇(1938年4月[2]) 和毛泽东(1938年10月[3]、1942年[4]等)。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包含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形态)的统一[1]。这是多数研究者普遍认可的一种看法，其不足之处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蕴含的理论品质、根本精神与思考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等具有“普遍性”的内涵要素并未重视，也没能深入分析其能够中国化的内在理论动力机制，因此，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停留在外在的物化结果和论断层面。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具体化和民族化[5]。该论断把重点放在中国的“特殊性”与“具体化”，还是轻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的必要认知，因此，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现实，容易发生两种倾向：一是容易“跟潮流”而迷失自我；二是容易丧失应有的“发言权”，因不能引领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渐趋“边缘化”。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变革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创新互动的过程与结果构成的统一体[6]。这一论断的优点与独特之处在于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问题”，缺点仍然在于将“学习与创新互动”的发展动力仅仅归结为中国特殊性的社会发展实践，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人类思想史上引发伟大革命的思想体系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先导性，也就没有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的先导性。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7]。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被接受、发展的历史过程)，决定了这种区分仅在学理上和学科建设上有一定的意义；而当我们直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时，这种区分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整体的历史结构来讲，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治性谋划与决策之中，这反而需要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流”，马克思主义是“源”[8]。这种看法轻视了中国化的“特殊性”，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活生生的“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上诸论，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共同要点是：(1)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2)把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提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体发展的历史过程。 上述观点中，也有几个共同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阐释：(1)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