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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蝴蝶 　　摘 要：本文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分析《蝴蝶君》，认为黄哲伦通过此部作品展示出在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东方应该做出积极的努力，抵制西方的不平等建构。东方人唯有自我发展，自我认同去消解他者身份，以实现东西方平等共处为目标。 　　关键词：东西方权力关系；自我建构；自我认同；平等共处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蝴蝶君》作为一部后殖民著作，明确地表达了对殖民统治，殖民误读的反抗，作品表达了被边缘化的他者的声音，表达了他者积极争取对话，寻求和谐平等共处的愿望，有力地抨击了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一系列企图消解不同文化的霸权行为，也是被殖民者自我建构与认知做出的积极努力。 　　一、颠覆传统的情节 　　《蝴蝶君》的出现无疑是震撼世界的。因为它颠倒了戏剧《蝴蝶夫人》中的权力关系。不同于《蝴蝶夫人》中楚楚可怜，受尽凌辱却选择自杀的巧巧桑，这只“中国蝴蝶”明显是独立、坚韧和不屈服的，他伪装成一个在西方人眼中软弱、卑微的中国“女性”，然后一步步对珈利马所代表的殖民统治予以反击。萨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中阐述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是“权利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萨义德）。在这样的关系下，东方和西方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极，以西方为代表的：理性，勇气与智慧等；以东方为代表的：野蛮，软弱与无知。所以白人的男子都渴望有一位像巧巧桑这样东方情妇以实现自己男子气慨。然而这一切其实都是殖民者的幻想和强加于被殖民地的理论。这样的结论，被殖民地无法反驳，他们没有话语权，所以这样的一家之言便深入到殖民者心中。萨义德曾这样阐述过“大部分的文化都想要为外来文化进行表述，最好能指导它们或者在某些时候去控制他们。”（萨义德，100）。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形态息息相关的，殖民主义时期正是英美等帝国主义迫切需要向外侵占土地，掠夺资源的时期。所以那时的小说，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打上了帝国主义的烙印。比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他顺从听话，能够帮助他的白人主人度过一道道难关，最终实现白人主人的英雄壮举，而他只是一个配角被边缘化，没有个性。“笛福在荒岛推行欧洲文明的策略是将古老的美洲文明、语言、文字、宗教一笔抹杀，然后用自己的文明去重新统一历史。在作者笔下，他者文明统统患了失语症，处于不在场的地位。”（蹇昌槐，47）。可是，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盛行的时候，《蝴蝶君》的出现给了被边缘化的他者一次为自我表述的机会，故事的主人公变成了中国人宋丽玲，情节变为了在殖民压制之下宋丽玲如何成功地完成任务，结局以自认为高高在上的法国外交官才是“蝴蝶”告终。 　　经过以上分析，《蝴蝶君》的颠覆剧情不难看出，正在于一个被作为他者的无声形象有了自己的声音，小说中宋丽玲的成功正暗示着帝国主义的殖民理论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而且殖民主义的统治终将遭到激烈的反抗并以失败告终。对于被殖民者，这样的故事给了他们积极努力进行反抗的愿望；对于殖民者，他们根深蒂固的优越思想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促使他们开始反思，开始发现自己对于其他族裔的误解。这个根据纽约时报新闻改编的小说因此而引起了轰动，可以见得作者黄哲伦对于这个世界有着敏锐的触觉，这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传统和异域文化一直纠缠着他，因此在他的双重视角下很好地把握好了双方人物的形象刻画。对宋丽玲的描写重塑了一个东方人的形象。 　　二、蝴蝶模式的消解 　　黄哲伦曾指出，珈利马爱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幻想的模式。”（94）然而不幸的是，珈利马遇到的是一只“清醒的蝴蝶”。“她”将自己化装成珈利马心中的模式，因为她很清楚西方男性心中的这种模式是什么样的。 　　珈利马：通常我不喜欢蝴蝶。 　　宋丽玲：我一点也不怪你。 　　珈利马：我是说，这个故事…… 　　宋丽玲：很可笑。 　　珈利马：我喜欢这个故事，但是…什么？ 　　宋丽玲：哦，你喜欢它？ 　　珈利马：我…我想说的是，我总是看到由高大的欧洲女人扮演的蝴蝶夫人，她们的装扮太糟糕了。 　　宋丽玲：糟糕的装扮对于西方女人来说一点也不奇怪。 　　珈利马：但是，谁会信服于她们的表演呢？ 　　宋丽玲：你却相信我的表演？ 　　珈利马：完全相信。你的表演非常令我信服。这还是第一次呢。（16-17） 　　不难看出，小说中的宋丽玲无意中流露出他认为《蝴蝶夫人》这部剧是可笑的，意味着他的内心希望重新演绎这个故事。在与珈利马的交谈中，宋丽玲意识到珈利马喜欢这个故事，并且还十分着迷于他的表演，似乎已经把宋丽玲当做了“蝴蝶”的最佳人选。因此，宋丽玲很清楚地问过珈利马：“这是你最喜欢的幻想之一，不是吗？一个附属于别人的东方女性和一个残忍的白人男性。”之后，宋丽玲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