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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张艺谋 　　张艺谋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今年5月，电影《归来》的新闻发布会上，64岁的张艺谋，一身黑色的休闲外套，留着标准的小平头，脸上刀削斧砍般的褶皱仿佛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交错，在巩俐的依偎和陈道明的配随下，举重若轻，自信满满。可没想到，这场事先声张的“归来”，却让三年没有电影上映的他，要面对一场舆论的暴风骤雨。 　　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成“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后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张艺谋苍白?归来》以一组报道，将张艺谋称为“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作为最具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中国导演，张艺谋这一年里的经历犹如过山车一般：二婚、超生罚款、扑朔迷离的情史、与张伟平分道扬镳、加盟乐视影业、新片上映褒贬不一。一连串负面与非议让头顶“国师”荣誉的张艺谋走下了神坛。这个给人“诚恳严谨、专心事业”形象的西北汉子，正在用自己的人生来还原真实的人性。 　　不曾离开的“归来” 　　1971年在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的经历，对于张艺谋来说，仿佛是很遥远和虚幻的事情。挥动的红宝书，红色芭蕾里的娘子军，那些年代里的荒唐似乎如梦境般只停留在他的银幕创作里。这一切在电影《归来》中，熟悉又陌生。那些闪烁着的时代符号顽固地烙在那一代国人的记忆里，其中也包括张艺谋。 　　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这是一段触动心弦、欲说还休的历史和经历。当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出版后，张艺谋看完小说，立刻给严歌苓打电话要买下电影改编权。“坦率地说，像《归来》这种类型，像这样我能看上的、能寄托我一种情怀的小说，是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了。不是说还有三个故事在等着我，不是的，没有了。” 　　《归来》将陆焉识与冯婉瑜的爱情改编得更加细腻、深刻和感人。他们明明深爱彼此，然而这种爱却是“错位”的；他们都爱着不爱自己的人，彼此明明就近在眼前，却又无法相认、不可触及。“归来”的张艺谋却让人们感到陌生。张艺谋不仅放弃了戏剧性，也放弃了他标志性浓墨重彩的色彩运用，而是安静而絮叨地讲述一个关于等待与守候的故事，平静、朴素、哀婉，却又关乎爱情的一切。 　　最让评论家诟病的是，在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中写了陆焉识的一生，而电影《归来》中仅仅展现了他生命历程的后半阶段。他早年的留学经历，“抗战”期间和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生活，以及漫长服刑经历只字未提。这也意味着，小说中那些冰冷、沉重、残酷的部分都被删除，更多的是悲婉与深情。爱情成为唯一凸显的重点，它表现为冯婉瑜失忆之后仍始终如一地挚爱陆焉识，以及陆焉识归来之后穷尽一切方法“唤醒婉瑜”，包括徒劳无功和默默相伴。张艺谋将小说中最沉重的部分剔除，在舆论看来是妥协的结果。 　　面对自己的妥协，张艺谋并不回避：“一方面当然是政治现状，是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第二，它也许是某种重生，某种再生，某种提升。”但他也用一种解释让自己的妥协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姿态：“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 ” 　　不难明白，在现行审查制度下，“反右”“文革”等内容是无法浓墨重彩诉诸于影像的。有理由相信，拍出《活着》的张艺谋，有能力更出色地还原文本，并诉诸于政治、体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反思。但是，《归来》对《陆犯焉识》的大幅改编―确切地说是大幅剔除，是张艺谋在审查跷跷板上对尺度的准确拿捏，很中庸、很精明，也许还很无奈。 　　《归来》表明艺术创作上的张艺谋已经无法归来，而一个策略性的妥协、隐忍、中庸和精明的张艺谋，却早已回归。亦或者，他就从不曾离开。 　　张艺谋在《归来》雕琢着人物的隐忍、坚守，凸显着爱情的伟大与凄美，也更深刻地反衬出荒谬时代对人与人性的碾压与破坏。那个时代过去了，遭受误解与迫害的人们“归来”了。然而，时代遗留的伤痛却从未消失。用不直面政治的方式来实现“不反抗的批判”，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张艺谋。当他在雕琢着陆焉识、冯婉瑜的时候，也雕琢出了一幅自画像。 　　张艺谋的“偏旁”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与乐视影业正式签约，标志着我从此结束了过去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开始于专业团队科学化规范化的合作。”去年5月28日，张艺谋加盟乐视影业的第一天，手执着演讲稿站在台上缓缓念出。这份演讲稿措辞朴素平实，但显然经过字斟句酌的锤炼，在他的演讲稿中，和张伟平16年的拍档生涯就此被定义为“过去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 　　过去的16年里，对于张艺谋来说，张伟平仿佛自己个性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