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总结.doc

暨 南 大 学 本科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学 院：人文学院学 系：专 业：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方向） 课程名称：城市发展前沿专题学生姓名：冯颖欣学 号：73指导教师：李琴2013年 12 月 20 日 浅析国内外城市垃圾分类模式 2011年广州生活垃圾日均产量约1.8万吨，日均处理垃圾1.38万吨，而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4万吨，其中91%靠填埋。2009年番禺大石数百名业主发起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活动，引发广州垃圾焚烧厂选址的热议。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一方面，民众每天所产生的垃圾量远多于城市处理垃圾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民众对建立垃圾焚烧厂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垃圾产生得快，但处理得慢。如果仅采用堆填的方式，垃圾占用宝贵土地的土资源。如果采用焚烧垃圾的方式，居民则担心其有毒气体会影响身体健康。两方面的矛盾所造成的垃圾围城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而在宝岛台湾，情况恰恰相反。在北投垃圾焚化厂却身穿彩虹图案，与它的观景台和360°全玻璃幕墙旋转餐厅构成了北投的标志性建筑。同是垃圾焚化厂，却有不一样的宿命。台湾民众与广州民众对于垃圾焚烧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垃圾处理方式。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是如何处理垃圾的？台湾等在处理垃圾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地区和国家对于我国大陆城市有什么启示？ 国内已有学者开始探讨各地处理垃圾的方式。黄奕潆（2011）在《台湾 垃圾变黄金》一文中介绍了台湾因为垃圾分类回收得当，垃圾总量减少且创造了2万个就业机会和95.6亿元新台币的回收再生产值[1]。王伟（2010）在《苏州：让餐厨垃圾变成循环资源》中介绍了苏州对地沟油的有效利用，构建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公司采用高温湿热处理和生物处理相结合的工艺，将餐厨垃圾化为生物柴油、沼气和蛋白饲料，为其他城市处理餐厨垃圾提供一个模式[2]。刘新宇（2008）提出了上海垃圾分类迟迟难以推广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居民原先有积极性，但随着后续的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没有跟上，使居民觉得分类收集毫无意义[3]。许焕岗（2009）在参观斯德哥尔摩餐厨垃圾设备后介绍斯德哥尔摩如何处理餐厨垃圾，并提出中国的餐余垃圾由于分类处理的欠缺，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需要进行科技攻关，并且需要考虑技术的实用性、适用性和推广性[4]。戴宏民（2002）在《德国DSD系统和循环经济》一文中介绍了德国DSD系统的组织运作和垃圾分离去处，并提出了“必须深化对废弃物资源化的认识”、“通过国家立法和强制执行确立废弃物资源化”和“按照市场规律建立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机构”三个建议[5]。可见，较少的文章总结了几个国家或地区垃圾分类处理的模式和启示。 下面，笔者选取垃圾处理取得一定成功的上海和苏州，选取台湾、德国和斯德哥尔摩作为成功处理垃圾的案例，结合国外国内的例子，总结其可行性和局限性，进而归纳总结几点启示。 国内案例 上海：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 早在2011年5月上海就推出了“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6]的活动，如今，末端处理的生活垃圾较以前日均减少两三千吨。 政府发放厨余垃圾袋和普通的垃圾袋。居民在自家进行垃圾分类。在上海垃圾分类居民小区里，有五个垃圾桶，分别是咖啡色的“厨余果皮”、黑色的“其他垃圾”，绿色的“玻璃”、红色的“有害垃圾”和蓝色的“可回收垃圾”[6]。居民把垃圾带扔到相应的垃圾桶里，最后物业单位的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完成垃圾分类这个环节后，不同的垃圾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废旧纸、塑料瓶罐鼓励保洁员回收，出售后所得费用归保洁员所有。而废玻璃由于价值低，则由市容环卫承担收运处置工作，有害垃圾交售给上海固体废弃物处置中心和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等地专项处置，厨余垃圾则在加工后作为肥料出售，其他垃圾则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理[7]。 为了帮助市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如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垃圾分类投放积分换礼活动。居民通过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等活动获得绿色账户积分，从而在网上换取日用品甚至公园门票等。政府还和光大银行合作推出了“阳光阿拉环保IC卡”[8]，将积分直接换成人民币。 上海市推动垃圾分类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首先，政府利用经济利益推动垃圾分类回收。一方面，通过设置“阳光阿拉环保IC卡”和开展积分换礼品活动等调动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废品出售后其费用归小区保洁员所得也调动了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和进行废品回收的积极性。其次，垃圾桶的设置方便居民投放垃圾袋。垃圾桶采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且分类较为细致，而不是采用目前街道上常见的仅用文字标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桶。居民在投放垃圾时不需要走太近即可分辨出应该投哪个垃圾桶。长年累月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