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度.doc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近日编制完成“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这个公众颇为生疏的东西，据说是一项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旨在综合度量公众对于环保问题的关注度、认知度、参与能力及评价能力的量化指数；这个指数显示，“中国公众对环保关注度很高，但参与度不强。”（见12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　　那么公众何以环保的“参与度不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先得回答另一个问题：公众的环保参与度，究竟决定于哪些因素？以我之见，公众环保参与度的强弱，从社会环境的角度看，至少决定于三个因素：一是政府政策的牵引和导向；二是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对人的行为怎么规范；三是为公众参与环保的平台搭建和提供。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当是政府。而从公民素质看，环保知识的掌握，对环保意义的认知和环保文化的认同，都决定着公民的环保参与热情。而公众环保知识的掌握，对环保意义的认知和环保文化的认同，显然不是仅靠说教就可得来的，更需要法律的强制、政策的牵引、公众在适宜平台上参与的实践。这其中，谁该起、能起主导作用？还是政府。而一些地方政府在环保上的作为如何？坦率地说，难以乐观。我们看得太多的是一些地方重GDP而轻环保生态，重眼下政绩而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为吸引和鼓励投资可以放弃环境测评，为经济发展可以牺牲环境生态，政策导向出偏差，监控管理不严格，执法惩处太手软，公众参与少平台，社会环保文化少气候。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期待缺少信息、处于弱势，甚至还要为吃饭问题而忧心的老百姓有很强的环保参与度呢？　　关注，是公民的权利；参与，则需要一定条件。缺少必要条件，公众关注度高于参与度毫不奇怪。在环保上的政府缺位，政策缺位，法律缺位，平台缺位，正是公众环保参与度弱化的根源。要增强公众的环保参与度吗？我看首先就当测一测各地政府官员对环保重视度指数！ 前提 　　厘清“深度参与”的概念 　　马樵（四川 职员） 　　有些人可能认为：所谓“公众深度参与”，主要就是让公众参与到绿化环境、治理污染的活动中去。这岂不是在转移目标？ 　　现在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主要任务，是遏制破坏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行为。那么“公众深度参与”的主要内容，就应该是对生产企业及政府实施严格而有效的监督。如果不把“公众深度参与”的重点确定在实施监督上，即便公众栽种再多的树，即便公众不做污染和破坏自然环境的事，则再好的自然环境和再丰富的自然资源，也经不起监管失控之下的集体性破坏！ 　　只要确定“公众深度参与”的重点是监督，就必然要以制度的形式赋予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公众也就才能理直气壮地对破坏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不法行为，对政府在环境资源监管上的失职渎职行为使出强硬手段。 　　公众参与的三个前提　　一是建立畅通的环保申诉渠道，这是保障公民深度参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实际上的问题不是没有公众的参与，也不是公众参与的深度不够，而是缺乏一个有效的环保申诉渠道。 　　二是必须有奖罚严格的措施，否则有再多的投诉，恐怕也只能是扬汤止沸。制度再多也无济于事。 　　三是必须破除部分官员心目中存在着的致力于环保有碍于经济发展的畸型政绩观。如果某些官员的环保影响经济发展的怪异思路不得以根本性扭转，那么公众的参与恐怕只能是一句空话。 　　需要政府“零度忍耐” 　　公众对环保有两个“现实”的认识，一个是切身的环保问题的现实认识，这个认识会促使他参与其中；而另一个则是对参与后的效果如何的现实认识，这个认识会影响到他是否继续参与以及参与到何种程度。 　　因此，政府及其主管工作部门要想让公众深度参与各类环境保护公共事务，就必须解决好公众对“两个现实”的认识问题，特别是解决好公众对参与效果的现实认识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及其主管工作部门对相关的环保问题必须“零度忍耐”，只要出现环保问题，无论大小都绝不忍耐，而是积极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处置。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公众自然对参与的结果有信心，当然愿意进行更具深度的参与。 　　这一点，也许正是当今中国最不可忽略的一个“环境问题”。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正可在这一点上大下功夫，让“零度忍耐”成为吸引公众“深度参与”的一个国家“品牌”。 　　保障　　需要制度保障　　公共社会对于环保事务的关注度很高，但参与度却不强。在我看来，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解决公共环保信息闭塞的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配套制度体系”的保障——要对环保信息公开的范围、信息公开后的激励与问责、公共参与的方法与形式……进行明确界定，用制度来保持公共力量介入行政监督的渠道畅通，以此来确保环保信息公开益举所引伸的公共监督权落到实处。 　　私权利在环保事务中的介入，能为公权力的行使提供广泛的民意支持、信息依据，进行全方位的权力规范和制约，两者必将由此形成良性的互动，彻底改变单一行政管理环保事务的格局。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制度建设赋予公众深度参与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