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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后”：恋经典 重补偿 盼新书（不同时代 不同阅读风尚（一）） 本报记者 叶晓楠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6年07月13日 第 11 版） 　　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成长背景不同，其读书风尚和趣味也因此产生差异。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刊载关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阅读调查访问记，借以勾画我国不同年代人群的阅读轨迹和偏好。 　　——编者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的年龄从57岁横跨到66岁。他们有的还在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有的则已退休、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已届耳顺之年的“50后”，在阅读中呈现出哪些特点？他们对于阅读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最珍惜读书机会的一代人 　　同为“50后”，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道出了他那代人的特性。他说，由于时代的原因，在接受知识和教育的早期阶段，大多数“50后”没机会坐在教室里安静地读书，而是上山下乡，再加上书籍资源并不如现在丰富，他们只能在辛苦的劳动之余，挤出时间去阅读。每当好书出现，爱书的年轻人借阅传看是常见的事，当然也有人因此没养成读书的习惯。 　　俞晓群认为，“50后”的知识面和文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这决定了他们的阅读习惯大不相同。“早期阅读经历，直接影响到了这一代人的终身阅读习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50后’的阅读方式上看到这一点。”俞晓群说。 　　“50后”是特别珍惜读书机会的一代人。1977年，时年21岁的俞晓群，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同学中大部分是‘50后’，我们的读书热情，放在今天来看都很惊人，连老师都说没见过这么用功的。同时，‘50后’对于自己后代在读书上面的投资热情是巨大的，在子女教育上特别舍得花钱，这也是有一种补偿心理在当中。” 　　时至今天，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在广西一个村子里当知青时如饥似渴的读书记忆。“我有一个同学家中藏书很多，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不少好书，从各类文学小说，到北大中文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再到赫胥黎的《进化论》，《物理学的未来世界》以及瑞典作家丹尼肯的《众神之车》，我都读过。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有了更好的读书条件，对于阅读的热情，还是当年为了读书请‘病假’不出工的那股子劲。” 　　来自山西的陈文（化名）是一名基层公务员，同样怀有对阅读的强烈爱好。当他还是个月工资几十元的年轻人时，就会拿出工资中的大部分购买各类文学书籍，如今退休了，反复阅读那些写满了读书笔记的“古董书”，依然是他最大的乐趣。 　　与同龄人相比，那些青年时期便懂得读书益处、并刻苦读书的一批人，往往能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当年和聂震宁一起在广西的小村子里读书的另一个同学，后来成为了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而聂震宁本人则在“文革”结束后上了北京大学，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前总裁。 　　喜欢经典，也不拒绝新技术书籍 　　在聂震宁看来，“50后”的人，特别是早期的那些人，很早就上山下乡，能否养成阅读习惯更多是靠个人，当然这个比例不是特别大，但是，无论文化层次的差异性有多大，爱读长篇小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特点。 　　“这一点与当时小说的阅读比较普及有关，比如《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家巷》《艳阳天》，稍有点文化的年轻人都希望能找来看看，还有的会抄下来。还有外国名著，在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开始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因为封面设计为网格状，被藏书者称之‘网格本’，还有就是鲁迅、茅盾、巴金等的文学作品，都是当年在‘50后’中比较热门的读物。”聂震宁说，“这样的读书偏好，在‘50后’中是大有人在的。上世纪70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重印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解决‘文革’造成的书荒，读者蜂拥而至，连夜排队购书，其中大多数就是‘50后’。”在聂震宁看来，作为受教育被耽误过的一代，“50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是热衷读书的人群，大有一番恶补的精神。 　　俞晓群觉得，很多“50后”对于读书还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态度很冷静，而且会倾向于用“好”或“坏”来评判一本书。 　　“也就是说，他们更倾向于用一种好或是坏的标准来衡量一本书是否值得读。因为‘50后’经历了从英雄时代到平民时代的过渡，他们曾经崇尚英雄，狂热地追捧过大量描写英雄的著作。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一部分文化修养较高者又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哲学名著，以至于读哲学书曾是一时之盛。但是从总体上来说，‘50后’对书的判断标准会更单一，在他们眼中，好书和坏书界限会更分明一些，比方说，很多‘50后’就会认为，读古典名著是好的，但对一些更前卫的书，可能就不容易接受。”俞晓群分析说。 　　另一位“50后”媒体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到了今天，“50后”的阅读更多是出于一种补偿遗憾的心理，想把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