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文接受特点与传播模式(定稿).doc

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接受特点与传播模式 葛刚岩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文学接受是读者的审美创造作品的过程，从受众出发，世纪，即体现着阅读者对作品审美意义的接受和运用；《文心雕龙·知音》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则蕴涵着接受反应的思想认识；王夫之《薑斋诗话》云:“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即是对读者阅读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认可。应该说，历代文论中都积藏着一些碎玉散金式的接受思想火花，它们或散见于理论专著，或潜藏于文人的序跋评点，虽然零碎散乱，却也丰富多彩，不绝于史。 对中国人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变化、起伏不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模式、认知体系、理论观念等，都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经受了反思、蜕变、发展的生命历程。这一时期的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顺应时代的跳跃转换呈现出一种阶段性的面貌特点。 “思想启蒙”时期（1898—1928）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思想启蒙是贯穿这一时期的最强音，救亡图存，开通民智，也成为急需完成的时代任务。面对历史使命，启蒙者认为，应该借助文学，把文学的教育功能、感化功能，运用到国民性的改造中去，“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指：鲁迅）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之所以选择文学作为启蒙思想的工具，是与它独特的审美教育功能分不开的。瑙曼曾这样描述过文学的审美过程：“在接受过程中，通过美的享受而获得的经验、认识以及新的价值观、审美观，影响并改变人们的知觉方式、情感方式、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普遍而又持久地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和行动，帮助人们对事物获得新的、更加正确的认识，将他们从落后、愚昧的自然观与宗教的偏见，从传统的社会束缚和习惯势力下解放出来，促进新的社会意识和伦理道德准则的形成与推广。”文学的审美特征和教育功能，使它顺应时代的需要，成为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反过来，思想启蒙的时代风潮，又造就了这一时期文学接受学的独有特质。 一、接受理论 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与审美效果，都是通过读者的阅读实现的，正如姚斯所说：“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接受者的参与，作品的任何意义和价值都难以具体化。但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阅读群体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由于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不合理，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文化素质的落后，造成他们接受能力的低下。如何在这群“不识字”的民众身上实现思想的启蒙，就成了进步文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弃文言，用白话，倡导文学的通俗性 一部作品要想被观众接受，首先应该使用一种富有活力的表现性语言，能够保证读者顺畅地阅读，否则，无论多么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获得现实的生命。国民性改造初期，启蒙者虽然竭力地呐喊宣传，但普通民众反应冷淡。究其因，重要的一条就是文言已僵化，普通民众早已弃之不用，所以用文言文书写的宣传材料，当然引不起民众的兴趣，“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中国四万万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为了在作品与民众之间架起思想传播的桥梁，有识之士发起了白话文运动，期望能以“不避俗言”的白话文学，实现思想传播的目的。 思想的深奥，意趣的高尚，使得雅文学难以走进民众的阅读视野。反倒是那些内容浅白、文字简洁的通俗文学，更受民众的青睐，“上自缙所以，在文学的借用方面，近代思想家力主文学创作的通俗性，以便迎合启蒙对象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傅兰雅以小说为例，曾号召作家们多创作一些通俗易懂的作品，借以达到教育国民的目的，“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各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傅氏之言，代表了启蒙者的文学创作主张，也说明了文学接受效果对于思想启蒙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追求文学创作的人性化 功能性的追求，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必须是鲜活的，要有一种“动人心速，入人心深”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启蒙思想家适时地提出了文学改良主张，要求废除腐朽的旧文学，建立充满活力的新文学，“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要求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本色，写出人性的率真自然。在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