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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美学精神与审美特征 周来祥：同学们好。 我大概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接触“美学”的。就是58年，提出了“关于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不平衡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能不能和谐”的问题，当时马克思说：“不平衡是一个绝对规律”。那么我就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说：马克思这个规律已经不适合了，我提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艺术生产应该是和谐规律。《文艺报》当时就登了，全国的“党报”，文艺界的“党报”，绝对权威，他们加了整整一页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一个很大的讨论。当时是58年，我28岁。 我从这个观念出发，60年到63、64年，到北京编书，教育部、中宣部，高校给大学生统编文科教材，中间有一本书就叫《美学》，在61年讨论“美的本质”的时候，我提出了“美是和谐”，这是第一次。我说：美是主体和客体，人与对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目的与和公益的”，“自由和必然”的一种和谐的统一。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有的同意，也有的不赞成。这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我们都遭殃了，我那时候才30来岁呀，我也成了什么“反对权威”，“牛鬼蛇神”，都在横扫之列。 “文革”以后，80年代开始把“美学”的问题扩大到“文化”。当时山东大学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会”，当时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专制主义”，有的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我在会上就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是综合主义，就是和谐主义”。我说整个传统文化根本的精神是“和谐”。 另外黑格尔曾经也是从哲学理论上说：“古希腊是一个美的时代，古希腊人是一个没有分化的，是一个美的人。”也就是古希腊的人，他的感性和理性还没有像后来一样发展到对立，那么古希腊人创造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一个没有分化的，处于一个美的阶段的文化。 我感觉逐渐、逐渐研究到了，我就说：“既然古希腊的文化是美的文化，中华文化是比古希腊这个美的文化更为典型、更为准确、更为纯粹、更为理想的一种美的文化”。 我就开始和我的学生们合作，从95年开始到现在，写了一个七件本的《中华审美文化史》，现在第一本已经开始出了，其中就把“中华文化”看作一种“审美文化”来进行研究。这样我就从“美学哲学”向“文化”发展。 最近中央提出了“和谐社会”，我的感触是最深的。因为我从60年代初期，提出“和谐美学”以后，包括我的学生，也写公开文章，批判我的，我赞成，我第一届博士生入学以后，有一个学生就写了一个《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是对着我来的，因为有人说我是“中国的黑格尔”。我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里面，从黑格尔的“美学哲学”里面吸收了很多东西，这个我是承认的。 另外，好多人都在怀疑我这个“和谐美学”是没有的，是没有根的。我自己也感觉到40多年来，我在学术上也是处于一种漂浮状态。虽然我觉得在理论上，我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我的“中国文化”是在“哲学史”上和“艺术史”上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我觉得在“社会”这个根上，这个最根本的根上，我是在漂着的。可是各位同学“和谐社会”的《决议》，就是那七个《决议》的精神就是“和谐”。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以后，我在社会存在的一个侧面，主要从“唯物史观”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社会存在”这个阶段我有了根据，我觉得我的“美学”找到了“根”。这是我第一个感触。 第二个感触就是“和谐社会”的提出，接着“和谐世界”的提出，最近又提出“和谐文化”，最近“十六大六中全会”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难题，这一“题”在哲学上，在文学上，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上都要起着大变化。 我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拿给我看，我说：“你呀，你虽然在讲和谐社会，但是你没有联系和谐社会”。他说：“和谐社会是个志士，政治我不去搞它，政治的我不搞”，我说：“你错了，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更深刻的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一部分，美学、哲学、文化、伦理学、逻辑学、文化学所有认为是和谐的学科，我说都要起一个大变化。 我追求的是真理，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理。我从60年代就主张“美学和谐”，到现在我没变，我的学术关系从50年代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观点没有变。是不断，不断地系统化，体系化和学科化，原来是从搞“美”的哲学，然后搞到“文艺学”，搞到“中西比较美学”，“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然后现在搞“中国文化史”，一步一步地扩大，每一个都有一些体系，但是我这个“根”，美是和谐的这个根是没有变的，都是从这一句话里面升华出来的，我搞“一一观”，这个“一”就是和谐，就是“美”是和谐，都是从这些升华的。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打一枪，明天打一枪，我想这不能是学术。 德里达的解构体系我说他纯是个悖论，你既然不承认体系，不承认可以解构，觉得一切都在解构，德里达你做好了吗，你在自己说的时候，不同时就是在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