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的影评摘要.doc

唐山大地震》的叙事艺术分析 来源：中国电影市场 浏览次数：149 发布时间：2010年9月9日 14:02 摘要： 电影《唐山大地震》描述了1976年唐山卡车司机方大强、妻子李元妮和其龙风胎儿女方达、方登一家四口在地震前后的不同命运。23秒的天崩地裂，不仅改变了一对儿女的命运走向，同时也造成了母亲李元妮后半生的“赎罪之旅”。这部描写中国人亲情和家庭观念的情感灾难片，“23秒，32年”简洁有力地传达出了影片的核心故事与时间跨度。相对那23秒的地震而言，地震之后的32年才是影片真正想要浓墨重彩表现的部分。 传统情感叙事模式的承袭 《唐山大地震》摒弃灾难片的类型叙事模式，重点描述灾后32年个体人物的情感历程，通过展现普通人的情感生活来打动观众。影片又一次承袭了中国电影情感叙事的传统，将情感叙事的主线定为母亲李元妮32年里对女儿强烈的亏欠感与愧疚的“负罪”心情。地震造成的元妮无奈的抉择，让她以后的生活无法从阴影中走出。面对丈夫用生命将她于地震中救回，元妮带着对丈夫的感恩，决定将残疾的方达培养成材，以此回报丈夫及婆家对其的帮助。这种对丈夫及婆家的感恩与对女儿方登的“负罪”致使她拒绝了震后再次步入幸福婚姻生活的机会。在元妮看来，只有自己坚守在曾经失去丈夫和女儿的地方，才有可能终有一天将这份逝去的情感重新找回。因此，面对儿子劝她再找个老伴儿及给她买新房的时候，“还有哪个男人能比你爸对我更好？他拿自己的命对我好！；“再搬新家，就又要告诉你爸和你姐。上次搬家，我就念叨了20年了。”如此回应，简洁而又有力的折射出了元妮内心深处的情感原罪。 好莱坞影片重视听表现的模式，在《唐山大地震》中没有被过多的采用，贯穿整部影片的是中国传统的细腻情感叙事。导演冯小刚在抓住了传统情感叙事这一“催泪弹”模式的同时，却将影片对人物的刻画都停留在感情层面上，没有探讨人性复杂和矛后的根源，对元妮32年心灵救赎的表现也仅仅是通过片段跳跃式的情感爆发来展现。所以，《唐山大地震》的情感叙事，凝聚了表面审美情感体验的同时，最终没能将镜头对准发人深思的审美意蕴的人生哲学层面。 多层面的人文价值解构 取材于现实的《唐山大地震》在沿袭中国电影传统情感叙事模式的过程中，是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又一次进步。同时影片以一个家庭的几个人物在震后的心理历程为切人点，避免了传统电影的集体主义叙事模式，也迎合了现代社会个体审美经验的需求另外，影片在抓住元妮犯年救赎心灵主线的同时，描述了方登、方达等震后的不同人生追求与心灵救赎，展示了影片多层面的人文价值关注。 养母董桂兰极强的控制欲致使她对方登要求严苛，同时养父王德清对方登无微不至的关怀被养母误会，这一切都让方登又一次对“母亲”这个名词的真正涵义蒙上了一层费解的灰色与对家庭概念的重新定位。家庭情感的缺失致使方登渴望被爱，人大学后很快便结识了其师兄，试图从自己男友的关爱中抚平心灵深处的创伤。而当方登意外怀孕后，其男友的自私导致方登辍学并未婚生子，方登又一次被情感所抛弃。心灵的再次创伤与产女后的现实生活所迫，方登最后选择了大自己16岁的加拿大籍丈夫，以此年龄的差距为自己寻求最后的庇护所。汶川地震方登重拾当年唐山大地震的记忆，作为一名志愿者去帮助那些和其以前有着相同经历的人。震后现场，当方登看到一位母亲为了保住被压在石板下面的孩子性命，又不能拿施救者的生命冒险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了给自己孩子截肢的决定时，方登开始体会到当年自己的母亲在面对自己和弟弟抉择时的心境，心中对母亲的积怨开始释怀。 元妮本想让儿子方达通过上学的途径挽救他自身的残疾。而方达却没有按照母亲元妮的意愿与观众原本的期待顺利考上大学。导演将方达的震后生活设置在了从商的道路上，并最终奋斗成了大款。作为地震的幸存者，方达的人生肩负着为母亲元妮与姐姐方登而活着。当面对将自己的儿子让媳妇带走还是留给母亲抚养的时候，方达意志坚决地将儿子留给了母亲抚养。这也正是方达内心深处对母亲元妮带给自己三次生命的自我心灵救赎。至此，在导演多层面人文价值的叙事结构方式下，将元妮的人生价值目标、方登的人生历程与方达的价值取向，分别解构在了观众面前。灾难相同，但灾后每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与情感救赎方式却是截然不同。 叙事的跳跃性与细节化 《唐山大地震》的叙事整体上是呈跳跃式发展的，震后母亲元妮艰难抚养残疾儿子方达的过程以及方达商场奋斗的经历和姐姐方登辍学后产女及嫁与外籍丈夫所经历的事件，甚至汶川地震现场姐弟相认的场面完全没有交代。最后导演将镜头直接切到方登回家认母，这样的跳跃式叙事在直逼导演所倾注的“感情戏”要害的同时，也让影片节奏感十足。 跳跃性叙事省去了各人物的生活与发展过程，将更多的时间集中在了情感碰撞的细节场景，让一个又一个的伤情场面一次又一次的感动着每一个人。这种情感的集中轰炸法，充分体现了导演冯小刚将叙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