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亦要“防伪”.docVIP

理论创新亦要“防伪” 　　改革30多年来，我国成功地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灵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靠的是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创新”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但在改革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由于“旧理论”的“翻新”，误导了改革的进程。在当前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善于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识别那打着“创新”的旗号把已被实践否定的理论再包装成“创新理论”，推荐给中央决策部门参考。一旦这些“翻新”理论被决策部门采纳而付诸实施，将使改革走上曲折的道路，重犯历史性的错误。下面列举几个“翻新”理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以此警示。 　　一、房地产改革走“完全”市场化道路，忽视了社会保障房建设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房改办曾根据中国的国情：低工资、低消费、没有“住房公积金”，一般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员工无力购买商品化房产的实际情况，拟定了一种“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方案，即已经离退休或即将离退休的人员的原住房（按标准）可以不用付费（因为没有发过住房公积金，实行计划分配住房）；未离退休人员根据没有发放住房公积金的年限和发放住房公积金的年限，对其房改房按比例缴纳一部分费用（实行半市场化分房）；对于新就业的人员，因都有住房公积金，可采用分期付款或抵押贷款购买标准住房（按成本价或微利价）。对于超标准购买住房或投资性住房采用完全市场价。这种方案，是逐步走向“市场化”的方案，可以使城镇居民都能买得起住房，真正能实行“居者有其房”。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逐步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由于受英国撒切尔首相“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余波的影响，被主张“一步到位”的完全市场化方案所替代。中央决策部门借鉴了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私有化的理论，采取了“完全市场化”的房改方案。当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员工倾其所有积蓄去购买住房。虽然有工龄折扣，但还有一部分人付不起购房款，只能实行分期付款或借债付款。这种“完全市场化”的住房制度，由于房产用地采用“招拍挂”，抬高了地价和房价，15年时间使房价将近提高了10倍，房价超过了一般城镇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城镇就业人员一年的工资还买不到1平方米住房（北京），使一般城镇居民买不起房，特别是一些低收入居民望而生畏。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土地财政用于“政绩”工程，而忽视了民生的保障房建设，使一些中低收入户住房困难，特别是一些进城的务工农民缺乏廉租房。这种“完全市场化”的住房制度改革是英国“高福利”制度导致国家财政超负荷情况下的产物――把福利房出售给个人，回收货币来填补财政赤字。这种“伪创新”理论带来的后遗症――忽视保障房建设，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努力还没有根本解决，可能要延续至“十三五”、“十四五”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二、企业工资实行劳资谈判，激化劳资矛盾，引发社会群体事件 　　通过劳资谈判决定工资和福利待遇，起始于19世纪末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才把这一制度法律化、制度化，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推广的一种制度。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这一劳资谈判制度有明显的弱点：使劳资矛盾激化和工资、福利提升刚性化，加大了制造业产品的成本、降低了国际竞争力。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向劳动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结果使一些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失业率的降低，社会矛盾凸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凯恩斯主义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盛行，在德国、英国和美国出现了员工持股和劳动力参股的新体制。由于劳动者与投资者共同决策，共同决定工资的升降，“劳资谈判”决定工资和福利待遇的体制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弱化，工会组织也逐步被边缘化，为争工资、争福利的罢工事件明显下降（法国除外）。 　　这一劳资通过谈判决定工资和福利制度因为它有激化劳资矛盾、引起社会对立、造成产业“空心化”等弊端而逐步被废弃的理论和体制，却被我国一些专家、学者拿过来进行包装，以“创新理论”和“创新体制”向中央决策部门推荐。最后，被中央决策部门采纳，并于2004年进行试点，从2010年起在全国推广，结果因劳资谈判互不相让所引发的罢工事件已成为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按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十七大、十八大重申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理论，研究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新体制新机制，来替代“劳资谈判”旧体制旧机制。 　　三、中国要走“小政府、大社会”路子，结果使一些公共服务缺失 　　“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是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斯密的理论。这一观点的核心是要政府少管或不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尽可能发挥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政府只起“守夜人”的作用。但实践证明，政府不加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直到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