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遗散的宫廷玉器.docVIP

圆明园遗散的宫廷玉器 　　清代是中国古玉发展的最高峰，集中华八千年玉文化之大成，其玉质之美、品种之多、雕琢之精、应用之广都是空前绝后的。清代玉器是在我国传统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吸收了历代玉雕之长处，并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玉雕艺术。清代玉器在制作技术上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线刻浮雕、圆雕、镂雕等技法，而且与当时先进的绘画、雕塑工艺的表现手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选择性地吸收了西域痕都斯坦玉器的长处，融会贯通，显示出玉匠炉火纯青的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琢玉水平的最高成就。 　　盛世兴用玉之风 　　干嘉盛世，社会安定，经济腾飞，无论是从玉材的选择，用玉的数量，生产的规模，还是产品种类，加工技术和装饰纹图都远非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可以相提并论的。当时社会盛行用玉、藏玉之风，加之乾隆皇帝对玉器的崇尚以及宫廷玉器生产体制的加强和扩展，推动了宫廷玉器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期。这时的玉器作坊星罗棋布，各匠层出不穷，由于玉料充足，工艺先进，不仅皇家重视，而且用玉爱玉普及到民间，形成了独特的用玉体系和传统，把中国古代玉器推向了全方位的鼎盛时期。 　　扩疆得优质美玉 　　清代中期经济与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宫廷玉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特别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于清军平定了新疆准葛尔和回部的动乱，在新疆地区行使统治权之后，中西交通得以保障，质地优良的新疆和阗美玉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地大量进入内地，解决了长期阻碍玉器发展的原材料问题。孟森的《明清史讲义》中有如下描述：“回疆既平，以采玉为一大役。和阗产玉闻天下，叶尔羌次之，定制春秋采玉二次。叶尔羌玉山日密尔岱山，距城四百余里，崇削万仞山三成，上下皆石，唯中成玉，极望莹然，人迹所不至。采者乘牦牛乃其，凿而陨之，重或千万斤。色黝质青，声清越中宫悬，先后贡重华宫……”。 　　从此和田玉料得以大量进入宫廷，解决了宫廷玉器原料的问题。仅从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共52年间，清代宫廷所收新疆恭玉就达20多万斤，年均5，000多斤。清代内廷玉作有了充足的玉料，再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组织分派，一部分留在北京的养心殿造办处和内廷如意馆加工，一部分运往外地的两淮、苏州、江宁、扬州等地的制玉作坊加工，尤以京师的如意馆和苏州、两淮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较强，特别是苏州的专诸巷自明代以后玉器制作就极为发达，名工荟萃，技术全面，工艺精湛。乾隆帝亦曾盛赞：“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和阗美玉的大量输入，又加之宫廷的大力提倡，使中国古代玉器的生产推向了顶峰，玉器题材的广泛，数量的巨大，工艺的高超都是前所未有的。 　　清代宫廷常常将一些玉件作为珍玩进行收藏，它们既有当朝作品，也有前代古玉。收藏形式多种多样，比较常见的有：集中装箱，如成组玉玩箱；嵌于高档匣盒或金属器上；制作精美的工艺品盒珍藏。收藏时，清帝往往吟诗作画附于匣盒之内，表现出对玉珍玩的重视和喜爱。乾隆皇帝曾为众多宫廷收藏的前代古玉题诗、作记、立说，这些文字或刻于作品之上，或书于册页随附作品的匣盒之中，字多为大臣所“代笔”。另外，宫中使用的如意、宫扇、木杖等器物上，也常挂有小玉件，以供随手把玩。 　　白玉御制 “慎德堂宝” 交龙钮宝玺 　　清道光十一年（1831）白玉御制“慎德堂宝” 交龙钮宝玺，印钮圆雕双龙，一龙身雕两龙首，两首向背而吼状，龙须上卷，四龙角向后呈相连式，伏在其印背上，四爪粗大有力，紧抓印台顶面，雕工精细，立体感强。印台采用加诗文的高级制式，四周浅刻填金道光御制《慎德堂记》，落款为“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季春月御制”， 可知此玺制作正为慎德堂建成是年。钤“道”“光”连珠印，此道光连珠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印文为阳文玉箸篆“慎德堂宝”四字。“慎德”二字是意出“慎乃俭德，惟怀永固”，此二句出自《商书·太甲》，其义告诫世人唯有奉行节俭的美德，基业才能够永远长存。因宝玺印用新疆和阗玉，其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雕琢，因而采用乾隆时期大盛的 “平刀直下”的特殊篆刻技法，用短程碎刀连续切成文字，一步一个脚印，犹如书法中的涩笔，表现出遒劲凝炼、厚实稳健的气象。钮系黄色丝绶，绶穗头部的纹饰及固定打结的方法也与清代其它几位皇帝宝玺的做法一致。故宫博物院所藏《道光帝行乐图》和《喜溢秋庭图》均钤此“慎德堂宝白玉御制”“慎德堂宝” 交龙钮宝玺尺”印。 　　清宫日常使用的玉玺主要分为三大类：年号玺、宫殿玺、闲章，新帝即位，其中大行皇帝的宫殿玺不随其它宝玺收归集中保存，依然存放其原先的宫殿之内。依此规定，咸丰登基后，“慎德堂宝”依然被存放在慎德堂内，但遭英法联军劫掠而散失于外，2011年12月6日，北京保利拍卖行将此印玺拍卖，成交价：90，850，000元人民币。 　　慎德堂记 　　崇俭去奢，慎修思永，孰不知其所当然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士大夫犹患其位不期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