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移植的几点思考探讨与研究.docVIP

积分 都是垃圾 撒旦发生发大 水范德萨 发撒旦 关于法律移植的几点思考 　　葛宪蕾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国内外讨论比较热烈的课题与当今乃至以前一定时期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法律移植现象一直倍受法理学界的关注并且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争议。学界一直以来的争议也从侧面反映了此项课题的重要性和法律移植现象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伴随着法律移植现象的存在和中国法制的发展以及学术界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当下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领域的改革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都成为我国法律移植的推动力。同时我国本土传统法律资源的存在和影响也为我们在新时期如何保证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发挥本土优良的法律资源提出了挑战。本文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试图对新世纪我国移植外国法律提出自己的若干建议。 　　前言 　　自从1978年我国恢复法制建设以来，尤其是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理论背景下，法律移植作为中国法制建设的有效手段和方法之一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三十年来的法制建设过程中，我国的法律移植实践逐渐由基本一元走向多元、由全领域或多领域转向了主要以经济和商事领域为主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成就——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不足——各部门法的协调性问题。问题的出现给我们的法律移植实践提出一项重要的挑战——如何保证移植来的法律制度和规则融入本国法律体系或者如何处理好移植来的法律与中国本土传统法律资源的关系。 　　法律移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移植不可避免;但移植若要真正推动社会发展，必须十分慎重，要考虑移植所需的一系列条件，力促移植成功。 [①]在法律移植前或者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必须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不会因盲目的移植而可能导致的法律资源的浪费。虽然法律移植已经被各国以及本国的实践证明是可能的，但并非每项法律移植计划和项目都是必须和必要的，只有在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具备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功而且也仅仅是一种可能。 　　在经历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我们的立法技术和立法水平以及司法实践能力和国民的法制意识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这也为我们的法律移植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在内部环境也就是本土传统法律资源与所移植法律的协调和融合上似乎存在“重理论而轻实践”的色彩，过多地重视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忽视了实践的应用性以及需要，对理论上的论证做得充分到位而对实际调查以及对调查的分析和认识与利用上还存在不足，对此，有必要重视本土传统法律资源的存在与法律移植实践的关系。 　　另外还应注意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法制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变化也导致社会整体环境与法制建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对任何事物都应坚持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如何来审视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对变化有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如何做到移植工作的与时俱进?在此，本文也将试着为新世纪中国的法律移植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以期有所裨益。 　　一、对法律移植可行性的认识 　　人们经常谈论罗马法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以及日本对西方法律的兼容并收等等法律移植的实例。不可否认，它们确实以事实的方式雄辩地证明了法律移植的可行性或是可能性，当然这也仅仅只是成功的个例而没有成为普遍的现象，因为失败的例子也是存在的，所以这种用个例的归纳方法作为判断的依据确实不能涵盖所有的实例。 　　同时，伴随着对这种归纳方法的不信任或是不完全信任导致的对于法律移植可行性的质疑却长期乃至现在依然存在(因为个例并不代表所有)。但与此同时——法律移植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法律移植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上，往往与武力、战争征服相伴随，以强加的方式实现，甚至于连近代都没有摆脱这种方式的影响。但是进入现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代，法律移植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主动、自觉选择的结果。因此，审慎的探讨和研究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对于正确的、理性的选择是有重要作用的。 　　虽然孟德斯鸠、萨维尼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质疑了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②]同时近现代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也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但之于现在而言，它们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观点，这不应当影响我们对当下中国法律移植可行性的认识和分析。在此，我个人认为，当下中国移植的可行性在于： 　　首先，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可行性。以法律制度、规则或是观念等形态存在的法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地域上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所拥有但并没有、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作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必然具有某种共性或相似性的事实。同时也正是这种人类文化的共通性的事实和法律的文化属性也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