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docVIP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 ?? 进入专栏） ? 　 　　一、引言 　　 　　鉴于把东亚视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地区这样一个判断，世界银行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2007年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具有针对性地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等，2008)。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第5页)。 　　从那以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广为经济学界所讨论，被运用来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的困境，并且常常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一个参照点(王庆等，2009；Eichengreen et al.，2011；霍米·卡拉斯，2011)。而这个概念对于中国的针对性，因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展的一项旨在寻求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的研究，而更加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不赞成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观点。虽然尚未发现系统论述的文献，但是，仍然可以对这类观点进行归纳，即大致有以下几个论点。其一是认为“陷阱”这个用语不恰当，因为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到人为下套，一个经济体怎么会被人为地设下陷阱呢？其二是认为并无现成的经济理论，可以像贫困陷阱或贫困恶性循环理论那样，符合逻辑地刻画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现象。其三是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缺乏经验依据。有人指出，在新世纪的过去十余年中，并不存在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绩效明显逊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其四是质疑这个概念对中国的针对性：是否中等收入陷阱最恰当地描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否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只要可以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经验证据，并且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就值得提出来，以便推动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出于这个理由，本文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持肯定的态度，并主张把研究真正推向深入。本文拟从回顾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文献入手，首先论证中等收入陷阱完全可以被纳入已有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或者具备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的条件。同时，介绍一些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研究和统计证据，尝试概括相关的特征化事实。最后，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对于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借鉴意义。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 　　 　　其实，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传统中，从来被广泛用来表示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即超乎比较静态，一般的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换句话说，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上面。例如，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悲观观点，就被概念化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均衡”。这种范式与多玛—哈罗德式的增长模型相结合，则是由纳尔森所描述，并将其概念化为一种发展理论的欠发达国家所特有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现象(速水佑次郎等，2009)。此外，不仅绝对贫困状态是一种均衡陷阱，经济史学家还针对李约瑟之谜，提出了尝试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可见，均衡陷阱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使用是历史悠久的，也是有特定的逻辑含义的。 　　不仅如此，这个概念也有助于从理论引申出政策含义。基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假设，发展经济学形成了诸如“临界最小努力”、“大推动”等解释性理论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又如，舒尔茨(1999)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农业也看作是一种均衡状态，并得出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以打破均衡，改造传统农业的政策建议。 　　不过，上述与均衡状态分析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融合在主流的增长理论之中。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是把经济增长新古典式分析与建立在上述假说基础上的传统发展事实相割裂。然而，Hansen Prescott(2002)尝试把马尔萨斯式的均衡状态与索洛式的新古典状态融为一体，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他们也观察到存在着一个从“马尔萨斯”到“索洛”的过渡阶段。按照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过渡阶段定义为一个富有特征的经济发展时期。事实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就是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到索洛新古典增长之间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在这个阶段上，经济增长摆脱了“收入提高导致人口增长，继而又把收入水平拉回到生存水平”的贫困恶性循环，进入到随着现代经济增长部门不断吸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逐渐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蝉蜕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性质，进而具有新古典增长特征的阶段。 　　更加具有特征性和易识别性的发展阶段划分，是青木昌彦(2011)把东亚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