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的瓷婚纪念方法.docVIP

中国宪法的瓷婚纪念 　　不久前在家乡目睹一起口角，围观者甚多。争论一方久战不下，突冒一句：“国有国法，县有县法。”周围立刻爆出一阵讪笑。笑是因为谐音，谐音是幽默的元素之一。 　　另一种读音的现行“宪法”(82宪法)，到现在(12月4日)刚刚20周年。若把国家比作一场婚姻，恰好20周年纪念在英文中被称之为“瓷婚”(ChinaWedding)。这又是一个谐音。这些巧合并非我刻意找来寒碜谁的，因为巧合的背后说不定有着超验的背景。列举巧合显示了一种智力上的卑谦。而当我谈到“宪政”时，“超验”和“卑谦”都是其中的关键词。 　　“宪政”一词与中国老百姓已久违了半个世纪。我的叙述不妨从回忆开始。辛亥之后由于屡遭挫败，孙文将民国政治区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日益将宪政悬置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终极目标。宪政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诉求事实上有相当大的重合。民族主义为这个国家争取生存空间，宪政主义则在一个无君主的时代试图为这个生存空间加冕和命名。在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收录在毛选第一集中标题叫《新民主主义宪政》。其中解释“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从此，“宪政”成为逐渐传递到中共手中的接力棒。从1945年到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当时各种力量在“新民主主义宪政”目标下的一次合作尝试。在整个民族付出几千万子民的性命之后，它的成果终于部分的体现在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宣称将“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的政治基础”。 　　所谓“建国的政治基础”，就涉及到了我讲的“超验”概念。既然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敢吗还需要什么“政治基础”?所谓政治基础就是“政治的合法性”，就是对政治的“加冕和命名”。韦伯说，“一切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而且“任何一切统治都试图去唤醒和培育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所以枪杆子再多也是徒枪不足以自行的。政治的合法性我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超验主义的，比如君主制背后源远流长的宗教背景，中国的皇帝通过一整套仪式(包括上泰山祭天)去赢得这种说服力。欧洲中世纪由于政教分离有更直观的加冕形式，即由教皇或主教把王冠戴在国王头顶。超验主义的合法性我又分为“神学”和“伪神学”两种。这个世界除魅之前是各种神学，除魅之后变成各种意识形态和现代极权主义，那就是伪神学了。 　　第二种是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时间的经过可以化解暴力的不义，使被统治成为一种合理化的习俗。这从清初留辫子到清末剪辫子的社会心理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经验主义的逻辑似乎很霸道但的确有一种“百炼精钢化做绕指柔”的能耐。既然爷爷是皇帝，老子是皇帝，儿子当然也就是皇帝。时间越久越是理直气壮。 　　第三种是程序的合法性。即宪政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政治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它将公共权力视为一个产物，将其正当性放在社会成员的授权和同意之上。换言之就是将个体权利放在公共权力之上。为什么需要同意呢?则因为对人的“平等性”的绝对坚持。在超验的背景下(比如基督教或自然法)，人人平等是一种信仰，所以美国宪法说“我们认为以下原则是不言而喻的”。而经验主义者出于智力上的卑谦则认为，人人平等是一个无法被证伪因而必须被坚持的假设。 　　在宪政主义的视角下，政治是一个经过社会成员自愿的缔约过程而构成的公共领域，国家则是自由的成员(包括个人，也可以包括城邦)之间的结盟。于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从逻辑上讲就是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不受侵犯的自由。考虑到财产权对于个人生活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洛克说“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又为了使这种职能不落空，宪政在其具体内容上就体现为“限政”。即对国家权力的制度化的制衡和驯服。在宪政主义的合法性中，更重要的一条是这个授权与缔约的过程必须经过一套可操作的程序、一套看得见的程序得以确立。这就是民主制度。在韦伯的概念里，这是统治合理化的必须前提。它使结果可以验证和比较，谨防有人随随便便就口含天宪。 　　上面三种合法性只是理论的类型，从各国宪政实际看往往都是相互融合的。英国宪政制度最典型，几乎接近于完美。君主制和基督教的超验背景，历经千年之久的传统，及一套程序至上的民主法治秩序。一个都不少，要挑点毛病出来是真难。美国尽管历史短浅些，其宪政也具有超验主义的“高级法”背景，世俗意义上的“宪约”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神人之间的圣约“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以及北美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传统。正是这种超验背景使得宪法在美国成为一种信仰。而中国的宪政主义面临的最大困境还不在现实政治的羁绊，而在于合法性的资源已经极度匮乏。若用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比附，宪政就是今天的“王道”。 从霸道到王霸道杂之，再到王道。翻译成孙文的语言，就是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中国百年宪政史，就抱着这样一种奢侈的理想等待海枯石烂的一天。这个过程中，超验背景从君主制的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