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状态的博弈问题.docVIP

初始状态的博弈问题1．初始状态作为社会的理论起点政治和道德是每个人无法缺席的游戏。政治和道德都是为了解决人之间的各种可能的冲突，一般来说，政治研究制度，而道德研究价值观。制度和价值都是为了“好生活”，不过政治学家往往不太喜欢哲学家对道德价值的夸大，理由是，道德行为从根本上说必须同时是具有优势的生存行为，否则是可疑的。正如Binmore指出的：哲学家喜欢研究对生活问题的道德解决，并且把道德想象成源于理性的先验绝对命令，但道德游戏（game of moral）终究必须同时是生存游戏(game of life)，否则根本就行不通[i]。这就是说，如果道德原则能够解决社会冲突，那么道德原则就必须是更优越的生存原则，反过来说，如果一条道德原则在生存博弈中是没有效率的，那么就是坏的原则，于是，哪些游戏规则最后可以被选定为生活的道德原则，这要由生存策略说了算，而不是由美丽幻想说了算。这样的思路显然打击了一相情愿的道德想象，但也激励了人们去求证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因为人们希望道德原则是有效的，否则生活就变得丑陋不堪了。以现实主义态度去解释道德的思路并不新，而是非常老的思路，例如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礼起于何也”这样的问题，并且给出了在今天看来属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解释：礼这种伦理制度（同时也是政治制度）是为了解决由于无节制的“争”所引起的乱和穷[ii]。这与后来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闻名的霍布斯“丛林”的思路几乎完全一致。荀子和霍布斯的分析都是试图从一种假设的社会初始状态去追根求源地发现社会合作的条件以及合作规则的生成。也许对于荀子和霍布斯来说，他们设想的初始状态几乎是真实的，至少是合情合理的推想，不过从今天的知识来看，却恐怕不是真实的，但仍然是理论上有意义的。社会的初始状态问题后来由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杰出工作而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热点问题。初始状态的游戏是一个特殊的初始游戏。它的特殊性就在于还不存在着共同承认的游戏规则，人们可以充分自由地进行选择，而游戏规则正是初始游戏所要建立的，于是，初始游戏是在无限制的策略选择中进行的，没有什么是非法的或者不允许的。把初始游戏作为分析对象的一个明显好处是，既然每个博弈方都享有最大化的自由选择，他就必定充分地暴露出他的“前道德的”真面目，即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赤裸裸地去做他最想做的事情，而任何一个人的活动的唯一限制就是他人的选择，因为任何人的选择不得不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这样就具有了分析每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最彻底的理论环境，而所有规则和制度都将在人与他人的互相制约的关系中产生并且将定义人与他人在未来生活中的关系。由于规则和制度必须是稳定的，至少是比较稳定的，因此，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人与他人的关系能够导致什么样稳定的规则和制度。按照博弈论的说法，规则和制度将是博弈各方之间的策略均衡的产物。没有人真的知道人类社会初始游戏的真实情况，而且，即使能够知道（比如将来通过充分的考古和历史研究而“几乎”知道）其真实情况，我们也不准备把真实的初始游戏当作理论的分析对象而宁愿选择一个虚构的初始游戏，理由是，真实历史是偶然的，它只表现了生存游戏的某一种可能性，关于偶然的某种可能性的知识对于理论来说显然不够，因为理论想要获得的是对于各种可能性甚至任何可能性都有效的普遍原则，只有普遍有效的原则才能够证明什么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虽然对历史事实大感兴趣，但并不把历史作为哲学证据的原因，无论什么样的历史都说明不了哲学问题。于是，关于初始游戏，人们宁愿进行理论想象，通过一些假设而规定一个“存在于理论上的”初始状态。但是，关于初始状态的设计方案就出现了一个有效性的问题，它虽然可以是理论的虚构，但至少必须对于说明真实生活尤其是未来可能生活是有效的。这里的“有效性”其实有些暧昧，它似乎至少包括两个要求：理论上的初始游戏与真实的生活游戏之间必须是可通达的或者说可过渡的，基本上能够反映真实生活游戏中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或者说，理论游戏与真实游戏毕竟是本质相似的，它们的游戏状况虽然不同，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另外，初始游戏既然是一个思想实验，它所能够发现的普遍原理就被认为表达了比真实情况更正确的博弈选择，因为真实博弈有许多偶然因素和特殊情况，也就有可能使人们做出冲动的和错误的选择。不过，纯粹理论所追求的“比真实更正确”的理想看上去多少有些荒谬，理论可能更正确，但人们在生活中所追求的却未必是最正确的事情，显然并没有充分理由能够证明“正确的”就是“好的”，那些在理性的意义上被认为是错误的行为却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历史，许多人也可能宁愿要“错误的”生活而非处处正确的生活。因此必须明确承认，这里所讨论的“正确”不等于“好”，而只是所谓充分理性的选择。这就像，真实世界中并没有一条严格的直线，而且人们也未必就认为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