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众知识分子到不妥协的建筑设计师访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中国.docVIP

从公众知识分子到不妥协的建筑设计师访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中国.txt如果你同时爱几个人，说明你年轻；如果你只爱一个人，那么，你已经老了；如果你谁也不爱，你已获得重生。积极的人一定有一个坚持的习惯。从公众知识分子到不妥协的建筑设计师访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中国建筑设计师朱涛 　　作者:深圳房地产信息网 姜丰 【本期嘉宾简介】 　　朱涛--建筑师，纽约ZL建筑设计公司创建人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候选人。他于1990年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获得建筑学工学学士。经过在成都、上海、深圳、珠海等地的七年的建筑实践后，他于1998年开始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生院，于2001年获建筑学硕士，并获该年度建筑研究生院的“优秀建筑设计奖”和“建筑历史与理论表彰奖”。他于2002年开始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历史和理论博士学位。在博士学习、研究期间，他还一方面通过写作广泛地探讨中国建筑、城市问题，另一方面继续他个人在中国的建筑实践。他于2006年获得纽约建筑师联盟资助的“the Deborah J. Norden Fund” 旅行-研究基金。 　　 　　最近他有两个设计项目得以建成：四川德阳华存希望小学（与李抒青共同设计）（2005年竣工），和深圳文锦渡长途汽车站综合体（2006年竣工）。 【采访正文】 　　深圳文锦渡汽车客运站刚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业内人士评价它不但有十足的现代气息，浑身上下还透着一种霸气和不屈服的味道，是有限的城市空间中一个“不妥协的建筑”。感叹之余，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它的设计者——朱涛。其实这个作品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朱涛本人的性格那样，在学问方面实事求是，在实践上不断创新，如果不是亲身验证，绝不会轻易向任何观点妥协。 公众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朱涛的经历与当时很多同龄的大学毕业生相似，也是走了毕业——就业——创业——深造的路线。其中最大的差别也许就是，他将每一段经历都变成了一笔财富，并在不断学习实践的过程中向着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地迈进。 Szhome:先跟我们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吧，好让我们的网友对你更多一些了解。 朱涛：我的经历“颇带几分90年代色彩”。我90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大学毕业 ，按当年新政策的规定，不允许考研究生，我硬被分到设计院，不想去不行，想教书也不让，就这样在成都呆了一年。成都西南设计院有一个分院在上海，我那时候特别想去上海，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当时有个作家朋友叫朱大可，因为他让我特别向往上海的城市生活和文化环境。和设计院领导磨了一年多，终于在91年底转到了上海分院。之后才发现，上海的城市生活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精彩。新年除夕的晚上我想外滩上肯定会有好多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听新年钟声，当我从中山公园门口一路走到外滩时，夜里12点，黑灯瞎火的一个人都没有！这让我太失望了。 　　后来朱大可也去澳大利亚了，我觉得上海没劲，就在93年到了深圳。已经南下的同学对我说没到过广东、海南，就等于不了解大半个中国，来了一看果然有意思——想想看，当时深圳人平均年龄是27岁，是什么感觉？！93年我来深圳，跟汤桦在华渝建筑设计公司一起干。 　　94年我又到珠海，跟哥们一起承包一个综合甲级设计院，铁路、桥梁、隧道、工厂，什么都可以设计。虽然设计院牌子很大，珠海也整天叫“西部大开发”，但实际上根本没什么项目。我们接的几个小项目都是在蛇口打转，每周得坐船回来。在珠海只建成一个小项目，就是给规划局设计办公楼，设计费很低，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支撑又回到深圳，于98年出国。 　　98年我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2001年毕业，毕业后在纽约公寓中做深圳大梅沙的一个山地住宅设计竞赛，做着做着突然“9.11”了！我是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恢复航班的第一晚，在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军的监护下，‘冒生命危险’登上飞机回深圳送标的。我的方案中了标，为此来回跑了一年，最终却因为各种原因没修成，但这成了我第二轮在中国搞设计的开始。 　　2002年我又回哥大读博士，现在已经到博士第五年了。争取最近两年毕业。现在课程已经全部结束，除了写论文之外很自由。 Szhome：你的个人经历比我们想像的要丰富得多。在地产大佬任志强、潘石屹之间关于穷人富人住房说的争论中，你曾对穷人和富人有没有必要进行分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可否跟我们的网友说说其中最主要的观点？ 朱涛：我认为仅仅由这几个发展商就这个重要问题进行辩论是很不正常的文化现象。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界来积极讨论。我们社会亟需一批对城市建设有见地的“公众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城市问题的讨论。比如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不仅要通过职业设计，还要通过社会媒体和舆论，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多样性保护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政府部门对城市发展问题的高瞻远瞩也是影响城市命运至关重要的因素。 　　而且对城市的分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