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的海防策略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docVIP

丁日昌的海防策略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引言　　自道光二十年（一八四○）英国以炮艦政策推行其鸦片贸易，受到督粤的林则徐率广东军民的坚决抵抗。英国海军乃捨严防的广东而北上陷定海，抵津沽，直逼京师。清廷惊懼万分，乃取消抵抗，被迫订城下之盟。此役暴露了彼时的中国，可谓毫无海防可言。而陆基防御的被动性、海上艦队的机动性，也打破了古老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军事哲学，中国军政界陷於慌乱之中。於是世界海上列强乃纷纷以坚船利炮向这个几乎没有海防的国度，推行炮艦政策，进行无情的讹诈掠夺。自《南京条约》开始，终满清一朝，前后被逼签订的屈辱条约有数十起之多，割地、赔款、租界、通商口岸，种种丧权辱国之事，令人触目惊心。而鸦片战争后十年，又爆发了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太平天国的武装抗争，使中国发生十余年大规模的内乱，加剧了外敌的逼迫。咸丰十年（一八六○）五月当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之际，正是英法联军策动侵略北京之时，中国的文物典籍被疯狂劫夺，圆明园毁於是役。如此内外交煎，中国陷入空前浩劫之中。　　吸取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冯桂芬等皆着重於筹海御敌之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略。如林则徐在英国艦队放弃进攻广东而北上陷浙江定海之时，早已指出我国制造炮船之必要性，其《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云：　　“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辦，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徵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船造炮，则制夷已可裕知，何至尚形棘手。……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1）　　但清廷见英艦陈列津门，指向京师，道光帝及有关大臣俱以丧胆，於是被逼求和，并派琦善到广州，力反林则徐所为，撤防备，裁水师，散壮勇。林氏被充军伊梨，其建坚船利炮以制夷之策，也付之西北风矣。　　魏源於鸦片战争翌年（一八四一）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根据林则徐所编西方史地资料《四州志》和其他文献资料，增补为《海国图志》，在六十卷本中介绍西方火轮船、地雷、水雷、炸药、望远镜等制造和使用方法，反映了魏源迫切希望仿效西方列强先进的造船制炮技术以抗击这些海上霸权国家侵略的想法，其名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即指此。但他恢宏之志和切中我国海防肯綮之方略却不能见用於时，使他心灰意冷，晚年潜心礼佛。清廷埋没了如此杰出的人才和筹海良策；但魏源学说於海内外却影响甚钜。　　曾国藩学当然甚具卓识远见，但他多年经营湘军，专以对付太平天国为务，其督两江军政大事，也重视水师，然仅即於内洋。其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十月十六日致国澄、国沅二北函中云：“余经手专件只有长江水师。……今冬必将水师章程出奏，并在安庆设局。”（3）因此，曾国藩的国防思想，以水师建设而言，重内河而轻外洋，因为他的主要经历在於于内乱，这显然与其先安内后攘外的战略思想有关。　　所以，对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苏巡抚丁日昌附於《内外洋水师章程》中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曾国藩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丁氏在该要件中建议中国应建立北、南、东三洋水师，学习西方列强造船制炮之技术，建成海军，以御外侮，及至李鸿章主持大政之时，丁氏此海防策略方次第实现。至丁日昌於同治十三年向清廷上近万言之《海防条议》，对我国海防建设之筹划，更是巨细无遗。丁氏更重视台湾在我国海防上的重要性，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早存警惕。晚年在家乡养病，仍念念不忘我国的海防建设，其於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先后上清廷之《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及《整顿水师事宜》诸疏，於筹海御侮事务，念兹在兹，可谓鞠躬尽瘁。兹就丁氏有关海防策略及其事功，分章论述如下：　　 一、丁日昌及其《海洋水师章程别议》 　　丁日昌，字禹生，也称雨生，清道光三年（公元一八二三）生於广东潮州府丰顺县汤坑墟，一生历道、咸、同、光四帝。以平潮州吴忠恕之乱授琼州府学训导，擢万安知县，受知於曾国藩、李鸿章，诩赞军机，参预政略，屡建奇功，受清廷之信任与重用。凡艰巨之任务，棘手的涉外事件，日昌皆受命於危难之际，於复杂艰险之局势中，权衡利害得失，每能化解短期之危机；而其长其之策略，则念念不忘我国必须师西方之长技，振兴实业，建设海军，加强国防，以达到自救自强的目的。丁氏历任苏淞太道、两淮坚军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及福建巡抚诸要职。而在此之前，在咸、同之际，丁日昌以熟悉政略戒机，交笔晓畅，为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所激赏。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丁氏为曾国藩延搅入幕府，翌岁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李鸿章统师援沪，曾国荃进兵金陵，均向曾国藩借调丁日昌佐幕。其时国藩本人正重丁氏，又恐厚此薄彼，故在同治元年三月致国荃书中云：　　 “丁雨生笔下条畅，少荃（即李鸿章）求之幕府於助，雨生不甚愿去，恐亦不能至弟处，疑难对少荃也。”（4）